石鼓山石刻革命标语

石鼓山石刻革命标语

石鼓山石刻革命标语

位于枣阳市新市镇魏庄村杨庄。标语刻于岩石上,共5幅,即“工农兵联合起来抗敌救亡”、“认清敌人”、“以身献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落款为“王存益”及“民醒”。(第三批)

信息来源:湖北省文物局

这块石刻若论年代,应比石鼓文还古老,人们借助它找到中山国王陵

提到古代石刻,或许很多读者首推的便是秦纹石鼓,但是人们都忽视另外一件石刻——公乘得守丘刻石,它不仅比秦纹石鼓更加古老,而且专家们还根据它找到震惊学界的中山国王陵……究竟公乘得守丘刻石有什么来头呢?又是如发现的呢?如果您也想知道,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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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河北省的一支考古专家小组,奉命前往平山县展开考古调查。考古专家们在三汲乡以西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先秦历史遗迹,因此便准备展开发掘和保护。几天之后,当地村民向考古专家反馈,说他们村有户人家三十多年前从山上挖到一块石头,而且石头上还有神秘的文字,但可惜谁都不认识,目前这块石头,正被农民在家里当石凳在用。如此一来,考古专家们感到十分好奇,便让村民领着去看看石头。

在村民家的院子里,专家们见到了这块当成石凳的石头,它初看上去十分普通,就是一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长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厚约40厘米。如果您仔细观察,还能发现石块的一侧刻有两行文字,共计19个字,可以确定这块石头一定不简单,不过文字的内容却让专家们都犯难了。

考古专家们将石刻带回了研究所,并制作的拓片送到北京研究所请古文字专家们破解。几个月之后,古文字专家给出了答案,上面的文字意思为“监罟尤囿臣公乘得,守丘兀其旧将曼,敢谒后贤者”,翻译过来就是“给王监管囿园的是公乘得,守护陵墓的是旧将曼,以此敬告后来贤者”。

由此可见,翻译之后石刻内容就不言自明了,提到了“公乘得”和“曼对”的工作职责,因此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公乘得守丘刻石。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考古专家们总是擅长通过历史的碎片探寻历史的真相,他们根据石刻的篆刻手法确实其年代大约为战国,也就说明它比秦朝的秦纹石鼓还要古老,故此,公乘得守丘刻石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石刻,对研究古代石刻起源有着极大价值。

除此之外,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一个问题,石刻中的“丘”究竟是谁的陵墓呢?因为三汲乡并未发现陵墓,而且能专门安排人守护的陵墓,甚至还配有囿园和监管的人,这些都说明了这座陵墓不一般,即墓主人也许是当时的王。经过一番思考,考古专家们推测三汲乡必然有座未被发现的王陵。

考古专家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1975年初对三汲乡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察。果然一切都不出所料,考古专家们先后发现两处大墓,一处在城西,另一处在城内,它们距离发现公乘得守丘刻石的地方都不远,说明这一片在当时都是王陵囿园的范围。首先,考古专家们对城西的墓葬展开了发掘,累计出土了1900多件文物,有青铜礼器,青铜乐器和生活器具,以及车马坑和陪葬坑,俨然就是战国时期王陵墓穴的典型规制。然后,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设计图——兆域图。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专家们也确定了墓主人的信息,即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一位国君。史料记载,中山国由白狄(一支少数民族)建于公元前414年,后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也成了千乘之国,但最后却在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背景下惨遭厄运被赵所灭……自此,后世史料鲜有提及中山国,因此有历史学家怀疑中山国的存在,但自从中山王陵的发现,便佐证了史料记载。

从一次普通的考古调查,到意外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再到发现中山王陵,最后佐证史料的记载,让学家专家们都为之惊叹不已。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偶然,但其实背后也有必然,那就是考古专家们的探索精神,不管怎么说公乘的守丘刻石都是伟大的石刻,它比秦文石鼓更值得研究。

泰山秦刻石——国家公文的第一件标准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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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秦刻石为国家一级文物,原立于泰山顶,现保存在泰山岱庙,铭文为秦始皇功德铭和秦二世诏书,由丞相李斯篆书。刻石原文222字,现仅存十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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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秦刻石历经风雨★

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温兆金表示,泰山上的这块秦刻石在历史的长河中备受瞩目,很多史料中都提到了这块刻石,可以说它的“传承”很有“秩序”。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乃遂上泰山,立石……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脩饬。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欧阳修《集古录》记载:予友江临几,谪官奉符(宋代泰安称谓),尝至泰山顶上,视秦所刻石处,云石顽不可镌凿,不知当时何以刻之也?然四面皆无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风雨所剥,其存者才此数十字而已。

北宋刘跂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人,据《刘跂秦篆谱·序》记载:今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唯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莫可复见。宋丞相莒公(宋庠)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1048年)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

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金石录·泰山秦刻石》记载:大中祥符岁(1108年),真宗黄帝东封此山,兖州太守模本以献,凡四十余字。……盖碑石为四面,其三面稍摩灭,故不传;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大观间,汶阳刘跂(字)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识者无几,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

据清道光八年(1828年)《泰安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泰山秦刻石移置岱顶碧霞祠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 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泰山秦刻石残石2块,尚存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泰山顶东岳庙墙壁上。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泰山秦刻石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

光绪十六年(1890年),泰山秦刻石被盗,县令毛蜀云大索十日,得石于泰安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

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泰山秦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3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

1928年泰山秦刻石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

★泰山秦刻石的书法价值★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许慎说的‘秦书八体’,以汉字形体论,不外大篆、小篆、隶书三体。”温兆金认为。

上世纪90年代初,甘肃礼县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青铜重器百余件,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该墓地为秦公西陲陵墓区,是秦人最早的墓地。从秦公簋铭文拓片看,其文字同陕西宝鸡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石鼓文”属于同一文字体系。

(秦公簋铭文拓片)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出土的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属大篆的范畴,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前576-537年在位)。

“石鼓文”于唐代初出土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最晚的一篇《吾水》是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至天下太平之事,时间应不早于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国之时,即公元前221年,其书体应为大篆(籀文)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也可以说小篆由石鼓文演变而来。  

(石鼓文资料图)

温兆金表示,泰山秦刻石属小篆书体,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泰山秦刻石作为秦篆的代表作品之一,历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唐张怀瓘《书断》云:“《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宋刘跂《泰山秦篆谱序》云:“李斯小篆,古今所师。”明赵宧光云:“秦斯为古今宗匠,书法至此,无以加矣。”《岱史》云:“秦虽无道,然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清宋思仁《泰山述记》云:“夫李斯小篆为八分之祖,斯不义不足论,而碑实为可宝,能继周之石鼓鼎铭,为汉金石刻之前步焉。”鲁迅先生对其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说:“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秦代帛书和简书属转型期的隶书。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西睡虎地墓地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是秦隶的典型代表,它既有后世隶书的特点,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表现出秦隶在结体上特殊的时代特征,所以说《晋书·卫恒传》载“篆之捷隶也”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这些秦人墨迹,是未臻成熟的隶书,能熔篆、隶于一炉,拙中见巧,古中有新,是汉字书体发展沿革中的典型范例,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阶段的演变特征。

《云梦睡虎地秦简》

★ 秦始皇“书同文字”考辨★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车同轨。书同文字。”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

温兆金认为,关于“书同文字”或“同文书”的具体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交代清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文字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别——“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大概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对文字进行统一、规定“书同文字”的主要原因。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小篆在秦代一般用于官方文书、刻符、刻石等等。秦小篆体现出的法度,是与秦朝法律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各方面的法度高度统一的。

据近代学者研究,秦统一文字,不仅指统一篆书为小篆,而且也指统一隶书。“隶自古出,非始于秦”(《史说汉字·隶行天下》)。许慎《说文解字·序》《汉书·艺文志》、晋代卫恒《四体书势》、唐代张怀瓘《书断》都先后指出这一点。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在《文物》2014年第9期《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一文中以里耶秦简中的8-461号木方为标本,通过分析研究认为:“书同文字”主要是对既有字形和用法的规范和确认,而非创造新字;“书同文字”的政策不仅是命令新统一的六国改用秦系文字,还包括文字使用规范的建立,并且相关的规定细致到了个别字的写法和用法。

陈侃理先生最后指出:在汉字发展史上,统一和规范不是自然的趋向。汉字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不断产生的,是异体、讹变、异用、假借和其他种种“不规范”,而每次统一和规范,则都能找到政治权力参与其间。因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定统一和规范文字的标准,并且强制执行。在政治权力集中和强化之时,“书同文字”一类的政策规范一再推出,这些人为的规范和自然发生的“不规范”反复互动,促使着汉字发展一次次走向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泰山秦刻石,不仅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也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字”国家公文层面的标准书体,作为社会层面“书同文字”的隶书统一是逐步而且是漫长的。

文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中乾 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 温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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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普宁有一处绵延几十公里的标语石刻

中国上个世纪血与火的革命年代,印刷、手写的革命标语何止万千?这些标语,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有针对性的丰富内容,发挥着强大而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据党史部门资料显示,像这样刻在石头上的标语,整个粤东地区,仅大南山一处,大南山石刻革命标语从大南山山脉盐岭、汤坑至雷岭径绵延几十公里,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

《 石刻大南山》

来源:揭阳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