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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文化穿越荡气回肠

中国经济报告 • • 阅读 1087

□程应峰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极有分量且耐人寻味，正是这些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宋至明清时期最盛。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四大书院”一说，但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河南商丘南湖畔“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山“嵩阳书院”，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至于石鼓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等，虽然也颇负盛名，但终究没有以上“四大书院”响亮。

古代书院既是名流学者讲经论道的场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处。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启承转合，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均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出类拔萃，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公元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公元l043年，宋仁宗又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而后，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倡导支持下，应天书院得以发展壮大。“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显盛地位可想而知。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因为范仲淹对书院的突出贡献，后人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

岳麓书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门庭前悬挂有一副楹联，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都有它的高超之处。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始于唐代周敦颐先生的主张。他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的共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拥有了健康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因坐落嵩山之阳（南）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时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嵩阳书院建筑物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除嵩阳书院主体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因自然及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

在学识传播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时书院内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名花佳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古代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慎思园”两侧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书体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

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亲自在此讲学，树立了书院的办学条规《白鹿洞书院教条》。该条规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范式，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朱熹的教育思想，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顺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繁荣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需求的。书院的存在，足以让社会贤达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找到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书院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的同时，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与鼓励；既理性地认可着现实统治，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自由和学术方向。通过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讲求道德规范，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可以说，古代书院，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营造出难得的学术氛围。为此，统治者对书院多有褒奖，学者也拥有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学术平台。

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影响。书院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山环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树参天，或茂林修竹⋯⋯可谓“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此僻静优美、清邃秀丽的去处，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古代书院建筑亦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严谨朴素不奢华，含蓄内敛有层次，色调淡雅而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魅力。

古代书院，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从学说，广泛开展学术论辩。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思维才有了突破口，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平等交流，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言论，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谓“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与此同时，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时至今日，所有这些，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些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作者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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