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宗庙

盐宗庙

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市区康山街20号。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奉旨而建，祀清大臣、湘军首领曾国藩。建筑有门厅、照厅、大厅，占地约330平方米。大厅硬山造，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厅前有卷棚，保存基本完好。

找寻城市印记——盐宗庙里的故事

“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这是乾隆皇帝有感于扬州盐商的财富而发出的感慨。

寻找扬州盐商的城市印记，可以追溯到盐宗庙的故事。

在中国，盐起源的时间远在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发明人夙沙氏是海水制盐用火煎煮之鼻祖，后世尊崇其为“盐宗”。而位于扬州康山街的盐宗庙是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清同治年间，由两淮盐商出资、两淮盐运使方浚颐主持兴建，供奉夙沙、胶鬲、管仲，为两淮盐区的第一座盐宗庙。

△图片来源网络

是什么缘由让扬州盐宗庙拥有如此非凡的气质，傲立于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又是什么气质，让扬州盐宗庙积淀着如此的文化自信，树立起现代扬州人的文化认同，更赢得世界申遗官员的芳心？

盐宗庙建筑至今有百年多历史，屋面、墙体、构架古朴气势尚存。三进院即为大殿，一进比一进高，即使在山墙尖也能辨出前低后高，这也寓意着“步步高升”之意。整个建筑的屋面、墙体、构架古朴气势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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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盐宗庙门口，就能看见庙内供奉的历史上与盐商有关的三位重要人物：夙沙氏、胶鬲、管仲。

宿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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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鬲

原为商朝纣王大夫，后经商盐业，后人认为是最早的“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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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最早提出“食盐官营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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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盐宗”的身后，背景是波涛汹涌的海浪，气势恢宏，金碧辉煌，吸引人走进去，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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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里的“盐宗庙”又为什么被称为“曾公祠”呢？

原来，清朝晚期重臣曾国藩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兼盐政、钦差大臣、直隶总督等职，曾国藩去世后，朝廷下达旨意，可在他任职过的地方为之建专祠。当时扬州的地方官员就将原盐宗庙改祀曾国藩，因此，盐宗庙也被后人称为曾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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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扬州盐商前世今生（5）：在盐宗庙里偶遇一位虔诚祭拜的老者

大清盐商，是近代扬州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大清盐商登峰造极之时，正是扬州城璀璨鼎盛之日。一则民谚说得很形象：扬州的兴旺繁荣，是用盐一包一包堆彻起来的；而文人则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来描述：扬州繁华以盐胜。

扬州盐商风流潇洒，以至于几百年之后，仍有艺术家把他们搬上文艺舞台。荧屏之上，那江南惟一的盐宗庙，更是见证了扬州因盐繁华的历史。位于扬州古运河畔康山街的盐宗庙，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两淮盐商为供奉夙沙氏、胶鬲、管仲三位盐业始祖而建，是扬州盐商举行祭祀仪礼的场所，后为纪念曾国藩，改为曾公祠。

2006年，盐宗庙全面修缮后对外开放，保留了同治年间的彩绘，重塑了三位盐宗的汉白玉像，庙门楣头的石额"盐宗庙"为建庙之初原物，弥足珍贵......

——题记

古时贩卖私盐，轻者入狱，重者杀头；搁现在，贩卖私盐也犯法。禁卖私盐，最早在汉武帝时期。那时候，匈奴经常在边境掠夺，为消除大患，汉武帝多次出兵。国库入不敷出。为增加国库收入，官方便将盐和铁进行垄断经营。

据史载：古代盐价是成本价的十倍左右。每个朝代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贵的时候能够达到一斤盐换100斤粮食；少的时候也能换20斤，暴利可怕。各朝代仅盐税收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因为买不起官盐，于是私盐就开始出现了。

私盐的泛滥，严重危害了朝廷的利益，影响了税收。因此，朝廷便开始打压私盐产业，一旦发现私盐买卖，不论是买私盐还是卖私盐都会被抓，重者杀头。

清朝以前，我国制盐技术较落后，采用煮盐的办法。耗费很多燃料和人力，而且还需要一个很大的铁锅，成本价很大。

到清乾隆时期，煮盐已经开始向晒盐转变，减少大量人工成本同时，食盐产量也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已超过3亿，人多了对盐的需求量也就更大。但朝廷仍然凭着盐税制度，控制食盐生产和销售。直接导致私盐的生产也有所提升，价格下降，私盐市场更大。

到了清朝中后期，私盐已占据了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彼时的中国公私盐业经营者人数之多。

中国的三百六十行都有自己的行业神或祖师爷，而夙沙氏、胶鬲、管仲，就是盐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清同治年间，扬州盐商为了期盼盐业兴旺，两淮众盐商在古运河畔捐建了一处祭祀礼仪的场所。这就是在中国盐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扬州盐宗庙。

据1936年出版的《中国盐政史》记载：“全国盐宗庙，仅自贡、扬州、泰州三处，今均已不存。”自贡盐宗庙叫盐神庙，供奉的是管仲。泰州盐宗庙早于扬州盐宗庙修建，主祀煮海为盐的宿(夙)沙氏。

1873年修建的扬州盐宗庙，其建筑格局与泰州盐宗庙大致相当。盐宗庙里供奉着历史上与盐商有关的三位重要人物——夙沙氏、胶鬲、管仲。

夙沙氏，就是扬州盐宗庙里的“宿沙氏”。据说古人第一次煮海水为盐的，就是这位仁兄，所以他是中国人工食盐的首创者。

胶鬲，原为商朝纣王大夫（高官），后经商盐业。后人认为胶鬲是最早的“盐商”，因此也将他列为“盐宗”之一。

管仲，则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他最早提出 “食盐官营制”的政策（即：盐由国家控制）。此政策对后世盐业税赋产生极大影响，后人称之为最早的“盐官”。

扬州盐宗庙，位于老城区徐凝门内南河下的康山街20号，兴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大殿内供奉盐业生产、营销和盐政的三位始祖，三宗同祀的形式国内仅存。

从此，盐宗庙就成为盐商们维系情感，寻求归宿最直接、最现实的一种寄托。

至于盐宗庙为何又被称为曾公祠？原来，清朝晚期重臣曾国藩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兼盐政、钦差大臣、直隶总督等职。曾国藩去世后，朝廷下达旨意，可在他任职过的地方为之建专祠，当时扬州的地方官员就将原盐宗庙改祀曾国藩。

因此，盐宗庙也被后人称为曾公祠。

盐宗庙原有五进，现存老屋前后三进，为大门，二门和正殿，正殿两侧有廊庑。其后的后楼和戏台等建筑已不存在。

2007年年初，政府投入巨资对盐宗庙进行了修复。

盐宗庙山门上有砖嵌额枋内雕海棠式框景，造形华丽；门头石额“盐宗庙”三个大字为建庙之初原物，弥足珍贵。

“文革”期间，为保护盐宗庙，曾在原有砖雕、门额上涂上封泥。2006年政府施实盐商遗迹拯救工程，工匠们仔细剔除盐宗庙石额上的封泥，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一点点砖角。渐渐地，“盐宗庙”三个楷书大字清晰显示出来。

扬州盐宗庙在被“封存”几十年之后，终于沐浴着阳光重新回到人世间。

盐宗庙大门前的这一对抱鼓石，是修缮时新置的。抱鼓石,高1.1米，厚0.2米，鼓面直径0.6米。鼓面图案在扬州独树一格。十二生肖环绕中央四辫团花纹，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令人赞叹的是：抱鼓石的基座上雕有“必定如意”吉祥图案。是以“毛笔”、“银锭”和“如意”等构成的图案，“笔”与“必”，“锭”和“定”均为谐音，合为一体，寓意为“必定如意”。

盐宗庙整体布局的特点，从大门就可以看到祠堂内，这是祠堂建筑与民居布局的不同点。此外，盐宗庙前后三进，一进比一进高，这也寓意着“步步高升”之意。

整个建筑的屋面、墙体、构架古朴气势尚存。

进入仪门是一个天井，西侧墙上有曾国藩的石雕像。仪门的背面挂着“曾公祠”匾额，两边偏房布置介绍曾国藩的展厅。

楹联——

后舞前歌，此邦三至；

出将入相，当代一人。

《清史稿》中列有曾国藩传，却未对曾国藩军事以外的政绩详加叙述。然而，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为两淮盐务采取的新政，所起到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广被百姓、盐商乃至朝廷所称道。

据史料载，清道光年间，朝廷想增加税收，便打破垄断体制，改掉纲盐制，实行票盐制——人人交税就可得票（执照），有票即可贩盐，行销地点也不予以限定。

一时间，国家税收增加，百姓得到实惠。而没有了垄断权的大小盐商们，却走向了衰败。

但是，票盐法实施了数十年，其间百弊又生。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向同治帝《奏报运道畅通筹办整顿淮南盐务事》一折，此即盐业史上有名的“淮南新章”。

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曾国藩第三次前往南京就任两江总督之职。临行前适逢其六十岁生日，同治帝亲笔赐“勋高柱石”赏寿。

曾国藩的新盐政不仅百姓欢迎、商人获利，还使朝廷盐税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治十三年，改盐宗庙为曾公祠，就是扬州百姓对一位兴利除弊官员的感恩。

正当宗庙紧锣密鼓建设之际，也就是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两江总督曾国藩病故，时年62岁。其时，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传之京城，朝野震悼。皇室下诏，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两淮盐商集体上呈一份“折子”，大意如下：非常感激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曾国藩为广大盐商开通了长江输盐水路，但未来得及报恩曾公就去世了。不敢动用公款，现准备将盐商们自己捐建的盐宗庙改建为曾公祠，请朝廷同意。

这个折子朝庭当年就给予“批复”。

于是，1873年修建的扬州盐宗庙，1874年便改祀曾国藩，盐宗庙存世前后仅一年时间。

天井北面是正厅，这里供奉着夙沙氏、胶鬲、管仲三位盐业始祖的雕像。

天井西侧墙上有现代人写的“祭盐宗文”

祭盐宗文：

公元二00七年四月十七日吉时盐宗庙开放，扬州市市长王燕文率四百六十万扬州人民敬献花蓝时蹉，致祭于华夏民族盐宗宿沙氏、胶鬲、管仲汉白玉三塑像前曰：

巍峨昆仑，莽莽苍苍。北走大河，南出长江。万折而东，邗沟贯之。

江河汇合，天地始终。忆昔全盛，广陵之城。孽货盐田，铲利铜山。

才力雄富，士马精妍。尘闬朴地，歌叹沸天。明清以降，声势犹隆。

两淮之盐，名冠寰中。课税之入，岁半祖庸。淮引帆樯，蔽日遮空。

近系两江，远及鄂湘。北望甘陕，南达滇黔。川渠所转，百货畅通。

同治甲戍，运司方公。辟地康山，庙立盐宗。王祭宿沙，瓢泊皎东。

散发披叶，炎黄臣工。煮海为盐，百味和融。世代相传，尊之为宗。

殷末胶鬲，义士高风。纣王失德，回天无功。丰镉渭水，匿影潜踪。

贩卖鱼盐，鹾商之宗。三宗同祀，顷怀伟绩。扬州之幸，卓然独立。

东风化雨，满城春色。龙舟画舫，往来如织。国泰民安，毋忘大德。

追踪遗事，前现复出。皇皇功烈，永垂史册。

尚飨 扬州市人民政府 立 丁亥三月朔日

盐宗庙天井中间有香炉，正好在建筑的中轴线上。

盐宗庙堂外楹联曰：

“日积仓箱市上生涯非澹泊，调和鼎鼐个中滋味别酸咸。”

堂内柱联曰：

“国家岁课千秋富，淮海春煎万灶烟。”

扬州盐宗庙供奉的三位神祗：夙沙、胶鬲、管仲。

雕像每尊重约 3 吨、高约 2 米，由河北的能工巧匠用当地的汉白玉打造而成。雕像神态栩栩如生：胶鬲右手捻须，若有所思；夙沙氏长发披肩，身披树叶，右臂内弯，手托盐巴，左手握着一把麦穗；管仲手握书简，满脸庄重。

雕像上有“功開食貨”堂匾， 雕像背景画面为波涛汹涌的海浪，气势恢宏，金碧辉煌。背景位置放置了大幅漆画，该漆画规格为2.4米×4.3米，重量达500公斤，是扬州漆器厂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大整幅漆画。

两侧还布置了18片总长22.66米的金色漆画《煮海为盐图》，分别反映“收盐”、“煎盐”、“捆盐”等一系列清代扬州盐务盛况，全面反映煮盐的过程。

走进盐宗庙的照厅，举目之处，在房屋的大梁、山墙板上都能看到彩绘。横梁上的人物、山石、花卉、动物、昆虫等等彩绘，扬州绝无仅有。

彩绘以青、蓝、红、绿、白为主，有明显的北方风格，也有别于扬州传统盐商建筑木雕图案的装饰风格，也给人留下诸多悬念。

虽然盐宗庙经历了百余年的沧桑，由于建国后盐宗庙作为军方家属区，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尤其是居民们在大殿里打上了天花板，进行长年封护，所以才让祠堂内构架、梁、枋、桁上的百年彩绘完好保存下来。

后经整治修复而重现昔日的风采，彩绘至今仍绚丽多彩，显得沉稳庄穆。

正在盐宗庙供奉三位神祗的大殿里认真拍照和笔记，只见一位老者在两人搀扶下，缓缓走进来。这老者身形消瘦，脸上架一副老式玳瑁眼镜，白短袖衫左上方的口袋里竟然别着两只钢笔，完全是前朝“老夫子”的模样。老者慢慢走到三位神祗的坐像前，洞洞属属地进行参拜。

小编先是不经意地瞄了老者一眼，便继续将注意力放在那些精美的彩绘上。十几分钟后，再次将视线转向那老者时，不由大吃一惊：只见这老者竟然在行“顶礼膜拜”之礼。所谓顶礼：是佛教拜佛时的最高敬礼——人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着受礼人的脚；而膜拜：则是佛教徒的另一种敬礼——两手加额，跪下叩头。极度的虔诚、极度的恭敬，完全就是一副祭神如神在的架式。

顿时，在我的意识中，盐宗庙不再是一个名字的概念，不再是一个符号，不再是一个随性游玩之地——我看见了它的过去与现在、残败与辉煌、不恭和虔诚。

一时间，我神乱意迷，如影随形地向老者走去......

渡出盐宗庙山门，抬头向天，不由一征：吴牛喘月的季节里，天空像是被人用画笔一刷——清澈万里。这在7月的扬州真是少见。

奇了！

宗庙游玩攻略 宗庙在哪里

1. 宗庙在哪里

西周的国都是镐京。

镐京（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考古发现指出，镐京的遗址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以北，沣河东岸。是西周的政治中心。周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京。

周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周武王又迁都于镐。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镐京又称宗周，据《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解释为：“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周成王时，周人兴建东都雒邑，即成周，以此为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虽然经常在成周驻节，但还是以宗周为活动的中心。昭穆之世，周人加强了对东方的活动，大量活动开始以成周为中心。等到周幽王时，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

经历战火的宗周宫室焚毁，周宗室在丰镐一带再难以立足，周平王只得东迁至成周。从此也有人沿袭西周旧称，将成周称为宗周——“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见郑注《礼记·祭统》）。

2. 宗庙的位置

①祭天

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

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

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

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

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

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

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

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

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3. 宗庙 百科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 ��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

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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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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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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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主条目：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主条目：孟子 (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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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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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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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时称《书》、 《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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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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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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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4. 宗庙是谁的庙

天子七庙不是指七座庙。

天子七庙泛指帝王的宗庙。天子七庙本指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后泛指帝王的宗庙。七庙的由来，是历代帝王所作所为逐渐形成的。约到汉朝定“型”，即帝王设七庙供奉祖先，太祖庙位居正中，其左右各为三昭三穆。所以，后世以“七庙”作为王朝的代称。

5. 祖庙 宗庙

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太庙在夏朝时称为"世室",殷商时称为"重屋",周称为"明堂",秦汉时起称为&# 34;太庙"。

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后来皇后和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

现存的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二百余亩。

6. 宗庙是什么庙

寺庙：寺和庙的通称。所以寺庙，包括祠堂皆是敬顺仰止之地，得妙法真如之地，当顶礼。寺庙庄严，神圣不可侵犯，寸土之间，可随顺而不可随意更改，敬顺即得妙法。

祠堂⒈ 旧时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此谓祀祖宗之庙堂。

引《汉书·循吏传·文翁》：“文翁终於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絶。”唐杜甫《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此谓祀先贤之庙堂。 宋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秦﹞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於墓所。”

⒉ 后世宗族宗祠亦通称祠堂。

引《儒林外史》第三二回：“像臧三爷的廪，是少爷替他补，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爷盖，眼见得学院不日来考，又要寻少爷修理考棚。”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冰心《六一姊》：“从我们楼上可以望见曲家门口和祠堂前两对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阁。”

7. 宗庙的位置也有规定

宗庙是我国的宗庙制度是儒教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是儒教徒活动的场所。而祖庙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特色的古建筑群。主要供奉道教崇信的北方玄天大帝。

儒教，跟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尊孔子为先师，后人为了与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故孔子亦被尊为儒教圣教主。

8. 阜新密宗庙在哪里

5个辖区：海州区、细河区、太平区、新邱区、清河门区，2个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

阜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民俗事项。从新时器早期就有查海人生活在阜新，被称为“中华第一村”。查海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石镰、石锄、石纺轮等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居民在此从事游牧、狩猎和原始农业、手工业生产;燕长城象一条“土龙”横垣在阜新大地说明阜新为燕国北部边境和东胡族的游牧之地;秦一统六合后，匈奴大败东胡、阜新地区又为匈奴所占居;汉武帝打败匈奴、扶持乌桓人进驻阜新一带;东汉时期从北方崛起的鲜卑族南移到乌桓驻地，大量的鲜卑人游牧于此;公元479年北方的契丹族臣服北魏，逐渐南移阜新驻牧，契丹建大辽国后，在阜新建有大量的州城和塔。因此有了大量的辽代遗存和辽后族的墓葬;进入明清时期，喇嘛教逐渐兴起，建有大小寺庙360多座，被称为“东藏”的瑞应寺就有“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数不清”的说法。阜新古长城：海棠山：

9. 宗圣庙在哪里

曾姓的最早家谱修于何时，已无从可考，《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曾肇的《曾氏谱图》一卷，算是曾姓的最早族谱了，该谱已佚。 派者分也，行者同也。祖、孙、父、子名，兄、弟、叔、姪之分，自古有之。只有区别层次，才能以礼相称。全国曾氏起源之说基本一致，然而，曾氏繁衍至数代后，在全国各地文形成无数派行，各派又有各派字辈。

虽然清圣祖仁皇帝（康熙）为孔、颜、曾、孟赐了统一的名派，但仍有一些派行没有使用钦定派语。至清代著名“中兴”名臣曾国藩（派名：传豫）方从曾参第六十 四代起达到全国统一。

武城派行从曾参至六十二代无全国统一派行，自六十三代以清圣祖仁皇帝所赐“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15字，为圣裔排行命名，故谓之名派。

其它各派行先人定的字句，以之取字，故谓房派。孔氏从六十一代始用此15字为名派。“弘”因敬避改作“宏”，曾氏尊孔从六十三代始用此字，迭至“祥”字则是七十七派。“继”字因曾族避大宗讳名改作“纪”。因此，后来全国各派行统一使用名派１５字是：

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

清朝道光年间，宣宗皇帝又续赐名派１０字：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曾姓字辈　　辈分就是家族中的世系次第关系，又称辈、辈行。字辈是辈分的代表字，中国古代每个家族的字辈谱是十分讲究、严肃的，族谱中字辈谱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且，到了清代，封建统治者还专门为曾颜孔孟四姓御赐统一的名派。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曾姓第 63派（“派”与“传”、“代”、“世”同义）起使用圣祖仁帝所赐的3句、15字名派：　　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后宣宗成皇帝续赐名派2句、10个字：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贤扬。

曾氏从六十三代开始，用与孔、孟统一的字辈，即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 第59代 曾质粹，字南武，世居吉安永丰。生于明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初一日，卒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十六日。

　　• 第60代 曾昊，早卒未袭。　　• 第61代 曾继祖，字绳之　　• 第62代 曾承业，字洪福，万历五年袭　　• 第63代 曾弘毅，字泰东，崇祯元年　　• 第64代 曾闻达，字象舆，崇祯十四年袭　　• 第65代 曾贞豫，字麟楚，康熙七年袭　　• 第66代 曾尚溶，字汇伯，康熙二十九年袭　　• 第67代 曾衍肃，字雍若，雍正二年袭　　• 第68代 曾兴烈，字起祚，乾隆四年袭　　• 第69代 曾毓尊，字注瀛，乾隆二十六年袭　　• 第70代 曾传镇，字巨山，嘉庆元年袭　　• 第71代 曾纪琏，字仲鲁，袭不久，因事革职，并不准其后承袭。

曾纪瑚，字六华，嘉庆十八年袭，传镇弟传锡之长子　　• 第72代 曾广芳，字汝徙，早卒未得承袭。　　• 第73代 曾昭嗣，字伯续，系曾纪瑚次子曾广莆长子，过继于曾广芳。早卒未得承袭。　　• 第74代 曾宪祏，字奉远，清光绪十二年袭。　　• 第75代 曾倩源，字养泉，原名庆源，因“庆”字与37代祖讳，故改作倩。

　　• 第76代 曾繁山，字静斋，民国廿四年改封宗圣奉祀官。　　• 第77代 曾祥符，曾繁山过继子，其世袭为纪瑚－广莆－昭吉－宪祜－庆潼－繁琪－祥符。生于一九四六年，幼年承袭宗圣奉祀官　　• 第78代 曾令光，曾祥符长子　　• 第78代 曾德宗，曾令光之子　　曾子庙　　嘉祥县城南23公里的曾子故里--风景秀丽的南武山南麓，有一处历史悠久、气势辉宏的古建筑群体--曾庙。

　　曾庙，又称曾子庙、宗圣庙，是历代祭祀孔子著名高足曾参的专庙。

10. 宗庙位于哪里

昭穆是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指宗庙、墓地或神主的辈次排列。 古人在室内座次以东为上，其次才是南、北和西。故以始祖居中，东；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朝南，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朝北，称穆，简单的说，昭穆就是宗庙、坟地和神主的� �右位次，左为昭，右为穆，亦称左昭右穆制。 ...

11. 宗庙 百度百科

作者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地方志研究成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分析了地方志的读法，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并以风俗、建置为例，论述了方志分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随着区域史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展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地方志；社会史资料价值；史料学；地域社会研究；史学方法

关于中国地方志①的资料价值,学者多有论述，也或多或少涉及社会史的内容,还有一 些学者比较专门地论述了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②。但是由于对社会史以及地方志资料 的理解不同,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 的深入，对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认识也会深化。因此，关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 价值,似乎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笔者此文主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 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的角度,做一综合性的论述。

一、地方志的读法

中国地方志起源很早,至宋代初步定型。保留至今的地方志，主要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 清民国时期的，尤以清代为多。依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 华书局1985年版）的统计，收录了 1949年以前历代地方志8264种，其中宋代28种、元代7种、明代973种①、清代5685种、民国1571种。收录的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 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也收录了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志料、采访册、 调査记等。另据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上、中、下3册，台北•汉美图书 有限公司印行,1996年出版）收录1949年以前所修地方志8577种，多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所收录的地方志313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阅读地方志 最基本的工具书。

地方志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还往往追湖历史,具有丰富的史 料价值。那么如何阅读地方志呢？整整六十年前，最早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陶希圣， 曾组织学者讨论如何利用地方志的问题，并发表在《食货》杂志②，相当于今天的所谓“笔 谈”。陶希圣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中说，顾颉刚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提 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陶也提议“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工夫从地方 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材料”。指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最方便的书。他还提出读方志的 两大原则:一是先读大都会地方的县志,探讨大都会的发达史、衰落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 及发达经过;二是分工的办法，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的地方志。陶说他的提议为的是要得到 研究经济社会史的同人注意、讨论及实行。

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率先响应，写了《地方志的读法》。鞠清远认为读方志先要有几个 中心问题,然后去选读，如以都市、交通线、工业为中心，读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读在水路交 通线附近的府 县方志，读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配合三种读法，特别提出读 方志不要忽略各志书的《杂录》与《金石录》，有时确有特别的材料;不要忽略了驿路与水路交 通，驿站的设置地点与组织;不要忽略了物产、贡赋、和买的物品;不要忽略了关于寺院的记 录;不要忽略了庙会;不要忽略了市、集会;解决市设在城外的问题;应特别注意水利事项;应 特别注意桥梁的建设。

对于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一文,吴景超写信给陶希圣，主张将鞠清远的三种读法合并 起来，“否则对于都市的了解，是不会彻底的”。吴景超还介绍他研究都市是先从理论下手， 搜集资料先制定纲目，用卡片搜集资料。

瞿兑之则以《读方志琐记》，讲述他曾经建议分类摘抄方志，并罗列出方志中的珍贵资 料。涉及生活状态、物产与物价、赋税、氏族、工匠、宗祠等内容。

我认为这次讨论如何读地方志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不同于以往朝代利用地方志观 风问俗式地了解地方风土民情。参与讨论的学者是立足于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讨论利用 地方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讨论中涉及的地方志读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读都市的地 方志，二是读最能表现经济发展地区的地方志，三是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当时研究经济往往 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具有社会经济史（或曰蛊济社会史）的色彩。

实际上，利用地方志如同陶希圣先生所说，往往是“研究一地的历史”，并采取不同人分 工的办法。我自己指导学生的论文就是这样，还希望学生研究家乡的地域史,以为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容易产生兴趣，熟悉资料快，容易进入问题的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研究地方的历史，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同于六十年前 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地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地方史”，即一地的历史，认识地方的 历史具有目的性。而今研究地方的历史，则具有区域史或地域史的性质，试图通过认识地方 的历史达到认识更大历史（如通史）的目的，认识地方的历史具有视角和方法论意义。因为 各个地方历史的相加，并不等于通史。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往往是为了说明 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或某个道理，在某一历史时期确立理论框架,然后填充史料加以说明，实 际上史料被肢解，历史的整体性受到破坏。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实证史学复兴，在 地方史研究中也得到发展，虽然对了解地方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也缺乏历史的整体 观念。

研究区域史或地域史，则首先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的。认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 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①。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 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 体系。

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0而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 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如此看来，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 论意义。而如何阅读地方志,就需要进一步讲求。在我看来，阅读地方志首先应树立历史的 整体观念，即把地方的历史作为整体考察,对于地方上某类事项的兴趣，要放在当地的整体 中去认识。对于地方历史的认识，应是为了认识更大历史单元如跨小地域的区域史或通史 服务的。

地方志是认识地方历史的窗口。地方的历史资料如族谱、契约等一般是个别性的记载， 而地方志是反映地方整体性的记载。如同学习断代史应首先从� �史入手一样，研究区域史 或地域史，则应当首先阅读地方志，而且是带着整体历史观念阅读。

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 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

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 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乡镇志始于宋代， 如常棠《激水志》八卷专记浙江海盐一镇之志。统计宋元乡镇志总共才有5种，分布地区限 于江苏、浙江二省。明代乡镇志获得发展，共撰成52种，其中江苏28种、浙江19种、福建2 种、江西1种、山东1种、广东1种，编纂地区扩大了 4省。清代共编就乡镇志323种,更为兴 盛。几乎遍及南方诸省，北方的山东也有4种②。乡镇志的修纂本身往往就是地方社会权 力的产物，有的还是家族与地方两类史志的合一。徽州地区聚族而居,乡镇志在这方面表现得就比较突出，如清雍正时余华瑞等所修歙县《岩镇志草》，反映出当地大族的强盛。而乾隆 歙县《橙阳散志》为江登云所辑，基本就是江村江氏的志书。歙县《丰南志》有大量关于溪南 吴氏的内容。程文翰编光绪祁门《善和乡志》，多载与程氏有关的内容。雍正时许显祖纂休 宁《孚潭志》,突出许氏的历史①，这些乡镇志属于私修，固然反映基层社会的权力支配情 况,官修的县志也往往体现地方家族势力。美国学者研究了万历浙江绍兴府《新昌县志》，发 现该县志成为当地三个官阶最显赫的家族吕、潘和俞的“公共家谱”，在《新昌县志》的49个 编纂者中，除了县令和学官等5人外，所有49个参加者都是亲戚，其中29人出自上述三个 家族。因此认为:编写县志与家谱一样，是乡绅家族形成和壮大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提高 社会地位的一种方法。编纂县志实际上是编纂者加强宗族和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也 可能是县令和乡绅合作互相促进提高他们官方与社会地位的好机会。提示学者应该多注意 地方志编纂的目的与过程②。

地方志里数量最多的是府州县志，一般来说地方志主要是指府州县志。其中县志的资 料比较具体详实，历史的整体性强,府志往往也是在县志（及州志）基础上编纂的，所以初读 地方志应当先读县志，研究也应该以县志为基础。以上万历《新昌县志》的事例，就说明了县 志的重要性。府州县志也容易与族谱等互相配合使用，共同构成地方文献群体。

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是通志,明代创修并普遍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 存各类明代通志37种，名称不一,有通志、总志、大志、大记、图经、志、书等名称。清代从康 熙朝起大致六十年一修志，“清代有二十二省，总计成书省志98种，其中通志73种,差不多 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省志”③。省志是在府州县志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其 特点是便于面上了解区域的历史,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就利用卞宝第主修的光绪《湖南 通志》卷43《建置•公署》,统计了清代湖南育婴堂建置的数量、时间与空间分布④。

全国性志书，一般称为一统志。一统志名称始于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分省记录地方 史地。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大明一统志》，天顺 五年（1461年）四月成书，凡九十卷。义例沿《大元大一统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分区，分记各府州县十九门的事情: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 院、宫室、关梁、寺 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书末附“外夷”，记叙周边诸 国。此外,旧题刘基等纂《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 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太祖 实录》卷167）。陈循、彭时等奉敕纂修，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年）的《寰宇通志》,119卷。以 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 殿、宗庙、坛埴、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 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流寓、人物、科甲、题咏，共38门。偏重 于名胜景物的叙述。这两部志书也属于全国性的。清代三次纂修一统志，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书。一统志的记载原始性不 足，较之通志更为简略，便于了解全国各地的概貌，史料价值不是很高。总之，一统志、通志 一般便于整体性了解大区域和全国情况，不便于作为基本史料利用。

二、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

宋以后的中国地方志,表现形式上有图有文有表,体例上主要有图、表、志、传,内容上记 载人与事。应该说，地方志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人们说当今社会进入读图 时代，对于图像的兴趣陡增,图像的重要性突显。美国学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 插图研究》一文,就是利用地方志研究历史的作品。作者关心画家绘制图画“对他们生活之 世界的表现方式中我们能获得明帝国的什么信息”。认为明代地方志插图所绘出的中国， “反映出绘制地图的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文化假设”。该文论述了作为明代社会窗口 的方志，作为历史证据的方志，中原地带，边关要塞。得出的结论是:“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 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仿制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 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 己的地区求得一席之地。”①潘晟对范德的研究有所回应，考察了明代方志绘制地图人员的 身份,认为主要有儒士与绘工两种人②。

至于表，主要便于进行统计、査找与节约篇幅。如职官的记载，主要内容是历代文武官 员品级、职掌等。或以官阶列载，或置表记载，还有将两者结合的。

中国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传占有重要地位。地方志记载人物传记，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 兴起的郡书。至宋代定型的方志，人物传记的记载已经专门化和分类化。宋元方志记载的 人物传记可观，朱士嘉编《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根据三十种宋 元方志人物传记编成，收录人物共计3949人。有学者就宋元时期地方志传记资料进行了专 门探讨③。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条规定:“所载俱自前代 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 障乡闾者并录。”“仙释”人物“自前代至今有名有灵迹者收录之”。明清时期人物志传成为地 方志的主要内容,其归属与分类主要有:名宦、乡贤、儒林、文苑、隐逸、方技、耆寿、流寓、列 女、孝义、忠烈、武功、仙释，自然这些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所记载的不同社会群体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社会结构④。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志 对于贞节烈女的记� �明显增加，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成为研究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献。台湾 学者费丝言通过方志贞节烈女资料的分析，深化了对于“明代方志贞节烈女记载大量增加”的认识①。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体例，在宋代就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宋代志书体例大致可分为平 列门目、纲目法和史书体三种类型，直到明清时代方志体例大致如此②。

平列门目的特点是列目繁多。如宋《吴郡志》，分门三十九:沿革、分野、户口、租税、土 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附场务）、坊市、古迹、封爵、牧守、官吏、祠庙、园亭、 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附列女）、进士题名（附武举）、土物、宫观、府郭寺、府外寺、县 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明代在综合历代地方志分类的基 础上制定了明永乐十六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 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 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1则。其中第7则并列土产等6项，共26 Do采用 官定凡例所拟类目编纂的地方志多见于明初，这种分类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平列 门目形式的分类，有琐碎的弊病。

纲目法则分门别类，内容清晰。如宋代的《咸淳毗陵志》，类分十九，下辖五十二目。再 如嘉靖《鄢陵志》是较早的典型，全书八志，志下分目。志目情况如下:地理志:疆域、星野、山 川、堤坡;建置志:城池、县署、学校、属署、祠祀、仓铺、坊巷、乡堡、镇店、村庄、津梁；田赋志：土田、户口、税粮、农桑、课贡、徭役、土产;官师志:官制、县官、学官、名宦、风俗;人物志:孝 友、忠义、理学、经术、名德、文学、隐逸、科目（贡荐、任子）、褒恤、册谥、贞节、应募;人品志:武 职、例授、材艺、掾（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阶、耆寿、义民、义官、邑属;杂志:古迹、冢墓、庙宇、 寺观、祥异、补异;文章志:下设汉魏文、宋文、元文、国朝文、唐诗、宋诗、元诗、国朝诗。又如 嘉靖《宿州志》，八卷，计地里志（含沿革、郡名、疆域、风俗、形胜、山川、土田、坊乡）、食货志 （含户口、物产、贡赋、征役、课税、孳牧）、职官志（含历任、名宦）、兵志（含卫兵、屯田、民兵）、 人物志（含名贤、勋旧、选举、贞节）、建设志（含城池、公署、学校、仓储、铺舍、桥梁、恤典、祀 典、仕进节孝坊）、古迹志（含故城、宫室、丘墓）、杂志（含寺观、灾祥）。光绪《赵州志》十六卷， 计有舆地志，包括星野、沿革（属邑附）、疆域（里社附）、市集、山川（桥梁附）、古迹（墓域附）、 田赋（盐政附）、风俗、物产、祥异（兵事附）;建置志，包括城池、官署、学校、坛庙、仓廠（附养济 院、漏泽园）、驿递;祠祀志，包括坛埴、文庙、庙祀;官师志，包括封爵、官师、名宦（附宦绩）、职 官;人物志，包括人物表、历仕、科目表、名宦、仕迹（附武职、封赠、耆寿）、武功、忠烈、孝义、文 苑、方技、列女;艺文志，包括记、告示、辨正、论、考、碑、赞、铭、诗。此外，卷首是宸章、前朝御 制、图,卷末为杂考。

史书体即借鉴纪传体正史的体例。如宋代《景定建康志》，分留都录、图（20幅）、表（时、 地、人、事）、志（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传（正学、孝悌、 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拾遗。清光绪修河北《永平府志� �72卷，首 末各一卷,卷1收录9个图;卷2-18为表，有历代封爵、历代职官、国朝职官、选举、列女5 个表;卷19-48为志，包括封域（下设疆界、形胜、星野、山川、屯社、风俗、物产、古迹、丘墓、纪事）、建置（下设城池、公署、学校、坛庙祠宇、寺观关隘、津梁、仓储、惠政、驿递）、武备（下设 营制、边防、海防、海运）、赋役（下设户口、人丁、田赋、经费、起运、盐法）、艺文5个志；卷 49 - 70是列传，下设名宦、乡贤、仕迹、行谊、文学、忠烈、隐逸、耆寿、流寓、方技、后妃、列女12 类传记;卷71-72为志余。

以上三种体例的地方志,往往有所交叉，共同的特点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种事物,相当纪 传体中的志。纲目与平列门目的地方志，甚至全部以“志”分类，如前引嘉靖《鄢陵志》全书八 志，包括了人物，与纪传体中志的含义有所区别。

地方志的分志，指的是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的内容。我们将各种体例的地方志混合在 一起,用纲目形式考察其共同内容的史料价值。

我们先进行类目解释。在两级分目体,即先分大的门类,以下再分细目。

1.地理志，或以疆域志、舆地志名。舆地，指大地。主要记载行政区域范围、山岭、河流、 名胜古迹、风俗等。如宋代《滋水志》地理门有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 八到、水陆路九目。又如嘉靖《寿州志》,舆地内含沿革、星野、疆域、形胜、坊乡、风俗、时序、 吉凶礼，嘉緡《铜陵县志》地理志包括分野、沿革、疆域、乡耆、形胜、山川、市镇、埒塘、土产、风 俗、气候、古迹。再如万历《余姚县志》舆地志记载沿革、疆域、隅都、行市、桥渡、山川、湖陂、 形胜、风俗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沿革：即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用以记载本地自古至今的行政隶属关系，常与建置、城 池、公署等目并列。或按照时间依次记述，如嘉靖《江阴志》;或采用表格，年经事纬。如嘉靖 《宁波府志》即有沿革表。

形胜:原指地势优越，方志中记载疆域地理形势优越、险要及城邑风景佳丽特点。在纲 目体下一般在沿革、疆域门类下作一子目。

城池:泛指一般城市。记载古城的古迹建筑，如城墙、城门、城楼、浚河、濠池、马路、码 头、桥梁等。

城郭:指内外全城，泛指城邑。主要记载城邑内外的距离、地点、得名等。

津渡:即渡口、楫舟处。记载渡口的名称、处所、去府州县里至、得名以及历史变迁、存废等。

苑囿:指豢养禽兽的园林第宅，方志以此记载园林、池沼、古迹、建筑，属于古迹篇，与城 池、宫殿、陵墓、台榭、亭阁等并列。

封域:指一地疆界、辖区或领地。犹如疆域沿革。

2 .建置:即创立、设置。也有属于舆地志、地理志或疆域志的，记载本地历代设置变迁情 况，往往与沿革同为一目。嘉靖《寿州志》于舆地之外设建置,嘉靖《铜陵县志》在地理志外也 有建置志。嘉靖《池州志》建置篇包括城池、公署、学校、署治、书院、社学、寺观、街市、坊牌、 养济院、铺、津梁、公廩、演武场、斥堆、宫室。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廨舍:为官吏办公之所,方志记载各级官署治地及其变迁等情况，属于建置志一类。

驿铺:即驿站与递铺的合称，指供应递送公文之人换马或往来官员休息、暂住和司兵之 处所。记载驿站、递铺的方位、里程、司兵数及归属等。

邮传:原意为传递文书、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方志以此记载驿站。或属于州郡篇， 与沿革、分野、风俗、境土、道路、坊市、营寨、祠庙等并列。

坊 巷:记载街道布局,常与界分、桥梁、仓场、库务、馆驿等平行。如明代《鄢陵志》建置志中有坊巷。

宫阙:记载古城阙、宫殿、堂馆等古迹、建筑,或古迹志之类。

津梁:记载渡口和桥梁的地址、特点、名称及建造沿革，多属于山川志或建置志。

冢墓:记载地方名人坟墓的地点、规模等，属于古迹志之类。

池沼:指池塘、水池，属于山川志一类，记载池塘、水池的地名、得名情况。

关津:主要记载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关卡等。

观阁:记载亭台、楼阁等古迹建筑9入古迹志或建置志，常与苑囿、冢墓、宫殿、城池、台 榭等门类同列。

此外，学校（学宫）往往也隶属建置，记载学宫的建立、变迁、重建等情况。方志还有反映 本地驻军营寨等军事情况的记载，主要见于边疆地区的志书中。如孙世芳修《嘉靖宣府镇 志》卷十亭障考，记有塞垣、墩台、墩台官军名额、历代请筑墩台、塞垣的奏疏。

3. 食货:记载经济内容，嘉靖《赣州府志》卷四为食货志，记载当地田制、户口、赋役、仓 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汆、会计等情况。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均徭:原指明代三大徭役:里甲、杂泛、均徭之一，按人口多少、财产多寡分摊、出力、出银 雇役均可，为经常性杂役。地方志中借作目名，一般属于力役门类，常与均平等目平列。如 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三力役门内就记均徭。

货贿:原指财物，记载地方的财物、特产，属于物产志一类。.

进贡:也称土贡，记载地方上历代向朝廷进献各种土特产名称、数量等情况。一般属于 物产门类,常与税则、杂钱、税课、供物、帛等门目平列。

食货志户口类值得注意,它一般记录人口数量、户籍分类、户口状况，是人口社会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以宋代为例，地方志记载府州县户口数，可弥补其他书籍往往只记载全国性以 路为主的数字之不足，了解宋代城乡的发展;地方志还记载了不同类型的户口，有助于了解 宋检人口结构;地方志记载户籍中户、丁、口的情况，是理解人口统计的重要资料①。何炳棣 先生就利用地方志研究了明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②。有的还记载 氏族，可了解大姓构成、移民情况。嘉庆《休宁志》单独设立《氏族志》，综合徽州的《新安大族 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核之以族姓状铭碑志”，记载姓氏、始迁诸贤并附祠堂。

4. 经籍志：旧指儒家的重要典籍，又泛指所有书籍。亦称艺文志。艺文志始于《汉书》, 著录历代书目。《隋书》则为经籍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方志以此著录当地著作名 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和内容提要。艺文类的记载有时刊录原文，往往有重要的碑刻、奏 疏、记文等重要资料保留下来。

5. 河渠志:指水道，记载境内河流源流、经过地名及其间距离、堤防、桥梁、水利工程、灌 溉区域等。

6. 武备志源指军备，记载古今兵事、战备、兵制、防虞、军事设施等。万历《河间府志•武 备志》:兵制、清军、天津兵制、葛沽兵志、民兵、兵变。

7 .杂志:记载方志需要记载但又无法自成门类的内容,如灾异、轶事、遗闻、谣谚、传说、诗咏等。别名杂记、杂略、杂录、丛录、丛谈、附录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拾遗:记载无所归属的事物，即杂记。

祥异:表示吉凶，记载吉祥、灾异之事。属于杂记、拾遗之类。

灾祥:记载自然灾害、异常的自然现象及所谓祥瑞等，或称灾异,或附于杂记门。

异闻:记载闻所未闻的奇异之事� �又称轶事、遗闻、琐事等。

祥异、灾祥的内容有时也独立成荒政或称恤政。主要指统治者就农业灾荒采取救济措 施。方志记载各年水旱风灾程度、范围以及救灾情况。万历《河间府志•恤政志》就内含历 代、时政两项，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四也是《恤政》。祥异、灾祥资料也是研究疾病医疗社会 史的重要来源,余新忠就依据清代江南江宁、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太仓、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11个府州的方志中的舆地志庶征类、杂记中的灾祥、祥异（机祥、複祥、祥皆），编 制出《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然后分析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①。

杂记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弘治吴江县志•杂记》记载元末大商人沈万三的事迹。

总之,地方志中风俗、建置、氏族、户口、祠宇、杂记这些分志或类目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较 高，下面我们就“风俗”与“建置”（以“祠宇”为中心）进行具体论述。

三、方志分志的史料价值

首先探讨风俗志。风俗，或列专志，或隶属于舆地志、地理志、疆域志，也有列入官师志、 人事志、典礼志甚至附于人物、乡社、学校、杂考的;还有以某项风俗内容如节日单列代表风 俗的，或与风俗并列。风俗志的结构一般主要包括冠婚丧祭、岁时节序，风俗志的内容可以 细分为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冠婚丧祭、士农工商、宗教信仰、社会组织、风尚、娱乐、方言 等②。风俗志的价值一直受人重视,1922年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1937年李家瑞辑 有《北平风俗类征》,都有不少方志资料。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 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全书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卷十册,辑录了明至民 国（主要是清代的）礼仪、岁时、生活、民间文艺、民间语言、信仰以及其他七大类民俗，资料丰 富。还有一些地方志辑录了当地的方志风俗资料③。

地方志有关风俗的记载，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明代尤其明显。日本学者森正 夫在20世纪70年代末注意到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记载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 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预测秩序是在“场”表现出的，这个场可以置于 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 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在地域社会，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身份间的秩序外，还有横向关系的共同体①。进而森正夫又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②。台北学者徐泓先生则 利用大量地方志资料，揭示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江浙与华北地区风俗发生的整体性 变化③。我也主要使用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资料,探讨明代以衣、食、住、行、用为主的生活性 消费风俗的变迁④。从中了解到，风俗志中往往有“习尚”一类记载社会风尚，如嘉靖《江阴 县志》卷4《风俗》、雍正《山西通志》卷45《风俗》;或专门记载某项风俗,如万历《新昌县志》卷 4《风俗》记载的“服饰”变化比较详细。地方志风俗志包括的资料广泛而具体。风俗变化关 系历史演变，岸本美绪强调了从风俗认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⑤。

事实上，地方志设置风俗门类，本身就包含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地方社会生活。有学者对清修台湾方志序言、凡例、议论与相关门目探讨，研究“风俗”门类设置的理论依据 与具体实践的方式，这样风俗门类被作为“知识建构/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研究表 明，官修志书风俗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岁时礼仪等风俗习惯外，还有以� ��特色:一是风 俗门所列气候、风信、潮汐、占验等项，乃因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 作;二是所记“番俗”篇幅多寡与特定时期开发、汉化成反比;三是分列汉人、原住民直接牵连 大一统帝国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认为风俗门类论述的焦点,反映主事官员对于台湾移垦 社会的认知,事关国家政策的施行，隐约之间流露出文化优越感的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风俗升降/与政权推移的诠释架构;汉番分野/习俗美恶的价值判断;移风易俗/化番为 民的整治意图⑥。

地方志中的风俗志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就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我通过地方志风 俗志等资料研究过明清时期的溺婴现象⑦。方志的编纂者往往把溺婴看作移风易俗的对象 而加以记载,为我们保留了溺婴的资料。人生礼俗方面，我利用方志风俗志研究了火葬问 题⑧。火葬是作为不良葬俗记载的，是移风易俗的对象。风俗志还留下了士农工商的资 料⑨，嘉靖《江阴县志》卷7《风俗》就有专门记载。岁时节日是风俗志的主要部分，我利用地 方志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岁时节日⑩。风俗志祭礼部分可研究祖先祭祀、祠堂家庙;节序中的 元旦、寒食与清明、冬至等节日的记载中也有相关的资料。风俗志祭祀问题的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祭祖礼俗，而且是研究宗族制度的重要资料①。事实上，我们从风俗的不同侧面， 还可挖掘出更多隐含的历史，如从节日习俗看到女性的活动②。从岁时节日发现民众心态 及其变迁③。仅仅是自己的研究,风俗志就提供了如此众多问题的研究素材,真可谓社会资 料的宝藏，因此可以说，风俗志就是社会志。

其次讨论建置志。何炳棣研究中国会馆，涉历三千余种地方志,从地方志坛庙寺观类中 搜集会馆资料，写成名著④。

明清特别是清代慈善事业的善堂善会得到长足发展，地方志尤其是江南的地方志也有 不少记载。一般来说，记载善堂善会的门类或属于建置，如乾隆《杞县志》、嘉庆《松江府志》、 同治《萍乡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或属于恤政,如乾隆《东平州志》、乾隆《延平府志》、光绪 《畿辅通志》;或属于公廨（嘉庆《台湾府志》）、公所（同治《平江县志》）、公署（乾隆《淄川县 志》）、公局（同治《太湖县志》）、义局（乾隆《苏州府志》）、善举（光绪《常熟昭文合志稿》）等。在人物以及杂记中也会有关于善人行善的记载，涉及善堂善会。台北学者梁其姿利用2600 多种地方志,统计清代的慈善组织，有973个育婴堂、399个普济堂、216个清节堂，以施棺为 主的善堂善会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她指出：“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 史料,因此内容倾向'正统'史料，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人物方面，则注重历 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 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本书所谈的善堂资料，清代部分即主要 来自方志。其中尤以江南方志史料价值最高;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经过、负责的人、规章 等,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丰富性而言,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 志的水准要高，这也是本书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但是至于善堂的 日常运作记录，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卫生医药问题、领养的情形等等，方志就只字不提。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才有这方面的资料……”⑤这是经验之谈，梁其姿利用方志中简单 记载，集腋成裘，完成了一项出色的社会史研究。

属于建置� �的“宫室”往往含有珍贵的社会史资料，如宗族资料就是一例。徽州的地方 志重视宫室记载，弘治《徽州府志》卷10、嘉靖《徽州府志》卷21、万历《祁门县志》卷4都设有 “宫室”门类，记载“祀先之所”、宗祠，是我们了解宗族祠堂的重要资料⑥。不过万历《祁门县 志》记载“宫室”是在“人事志•恤政”，至清代洞治《祁门县志》记载祠堂则属于舆地志的“祠 宇志”。而清修《麟县志》祠堂属于“政事志”,《婺源县志》祠堂属于“建置志•宫室”，《休宁县 志》“宗祠”附于“建置志•坛埴”，《绩溪县志》“族祀”属于“祀典志”。总之，建置（或祀典类）类 记载祠堂建筑，为我们研究宗族提供了资料。

上述以及涉及祠祀的资料往往属于建置，宗族祠堂反映了祖先崇拜,实际上还有大量的 宗教以及民间鬼神的建筑记载，包含了宝贵的信仰方面的资料。祠祀或名坛庙、祠宇等，归 属不一，舆地志、营缮志、典礼志、古迹类往往有之。具体来看,如嘉靖修福建《建平县志•祠 祀志》有坛壇、祠庙、里社三项内容。再如乾隆修河南《仪封县志》建置志有“坛庙”类,记载该 地的坛庙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城隍庙、孔子特庙、关帝庙、八蜡庙、刘 将军庙、马神庙、火神庙、昭应水神庙、大王庙、三皇庙、玉皇庙、赤帝庙、元帝庙、东岳庙、泰山 庙、三官庙、二郎庙、八卦阁、白衣阁、香火庵以及楝城等二十个寺。还有封人祠、文昌祠、名 宦祠、乡贤祠、忠义祠等祠宇。提供了研究国家神道、民间信仰、佛道宗教的资料。如果分门 别类进行研究，可以有不少的课题。我曾指导学生由方志入手进行有关山东泰山、湖南白帝 天王、城隍信仰方面的研究①。

事实上，研究问题时方志的资料需要各个门类综合利用。以乡约问题为例，万历《营山 县志》卷二《建置•乡社》，嘉靖《开州志》卷四《学校•乡约》，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类•乡 里》，康熙《休宁县志》卷二《建置•约保》都有乡约的记载。这些乡约出现在乡里、乡社等基层 社会组织介绍中，隶属于地舆、学校、建置，另外“公署”记载政府机构，保留了乡约的资料，而 嘉靖《汀州府志》卷九《楼阁》记载了“乡约亭”。人物传记中也会有一些记载。艺文中有时记 载推行乡约的文字，可以互相补充。

特别是相对来说地方志记载比较简略，如果结合文集资料，就会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所研 究事物的实态来。

四、结语

总之，中国地方志包含大量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资料,分门别类整理资料并加以研究早就 为人重视。近期随着区域、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 展整体历史研究、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 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 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 究的对象。地方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而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也值得人们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