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选自《考古》2002年第4期，张庆捷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华北地区南部，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东北通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西南接陕西省、河南省,境内有山川、平原和丘陵，古代河流纵横，水源充足，五谷宜成，自然灾害较少，又有农桑、盐池、铜矿、铁矿、煤矿之利，是最适宜人类生长、繁衍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上，自古就流传着“伏羲女蜗”、“炎帝神农”及“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神话传说故事，地上地下都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1925-1926年，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在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主持的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将近代考古学引入我省，掀开中国近代考古学与山西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从1925年西阴村考古调查开始，至20世纪末，经过近80年的考古工作和学科建设，山西的史前文化序列已初步建立，夏商周三代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对晋文化的源流、形成、特征、范围和演变也有了一定的研究，秦汉以后的历代考古发现也是层出不穷，对研究北方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及社会生活、古代科技及文化艺术的演进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这些成就的取得，构成了一部在山西省范围内以考古学资料为基本内容的源流分明、从未间断的人类产生、发展、交流和创造的历史。在步入21世纪之际，我们回顾山西省20世纪走过的考古历程,瞻望21世纪的考古学前景，提出一些学科发展的设想，希望为完善、发展中国考古学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山西考古学的世纪回顾
山西省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20世纪以前对古代器物的研究,仅有金石学。作为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则于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在我省。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近代考古学在我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近代考古学在山西省的起始阶段。
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早，我国第一个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就是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主持人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1925年底,二人前往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搞田野调查，发现三处有彩陶片的史前遗存。1926年10-12月，二人选择在夏县西阴村进行发掘，精心布方，首次采用了探方内水平层位发掘的方法，每探方内留有圆形土柱（隔梁雏形），以便观测地层变化，并用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记录遗物，使这次考古发掘达到当时最高的水平，其科学性超过了同时期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所做的发掘气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工作极为重要，这批发掘材料，1927年即由李济先生撰写成《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在《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上发表，同年又用英文（《中国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査》）在华盛顿发表。1930年，留学归国不久的梁思永博士从类型学的角度再次研究了西阴村的陶器，撰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两本著作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标志着中国人已能独立运用近代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对古文化遗址及资料进行调查、发掘、整理和研究。
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小野胜年、外村太治郎，瑞典人喜龙人等人也曾对山西省的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童子寺遗址等地做过调査，收集了许多资料气这些资料或单独出版，如1922年外村太治郎发表的《天龙山石窟》，或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于日本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丛书中。
1929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我国杨钟健教授在我省保德河曲、诸县调查，发现几处零星的旧石器地点，釆集到几十件旧石器，这次调查标志着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山西省的开始。德日进与杨钟健在保德的调査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在1930年第8期的Geo-logical Memoirs,Ser.A.上发表®。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山西省的主要考古工作还有：山西省立图书馆附设博物馆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于1930年对万泉县阎子疙瘩汉代遗址做了发掘，这个发掘较重要，出土了有“千秋万岁”等文字的方砖，还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宫宜子孙”瓦当以及云纹瓦当等，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汉汾阴后土祠遗址®;1932年，卫聚贤、董光忠又代表省立图书馆和美国弗利亚美美术馆联合主持发掘了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仰韶文化遗址⑥;小野胜年于1942年在临汾一带调查，并于1945年在北京出版了《金城堡——山西临汾金城堡史前遗迹》；和岛诚一也对太原盆地和晋南地区做了考古调查⑥；马鉴、周一良勘査了山西部分石窟，发表在当时燕京大学的学报上。
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等勘测了云冈石窟，发掘了部分窟前遗址,编写出版了多卷本的〈云冈调查报告》。小野胜年等又调査发掘了阳高县古城堡汉墓群，获取一大批资料，在日本出版。随后水野清一等又在太原、临汾、运城一带从事文物调查。回国后于50年代出版了《山西古迹志》。
概括这一阶段的情况，可知山西近代考古学肇始于20年代，起步较早，从此，我省的考古学开始由书斋走向田野，由器物走向遗址，近代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也逐渐得到应用传播。山西省丰富的地下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文化遗存也初次被中外学者确认、研究并受到广泛关注。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学科建设比较早，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和宗教考古都已展开，但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不论从学科建设的规模上，还是从机构水平、方法、研究以及取得的成就上，都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科建设总体上还处在萌芽和初级阶段。
（二）第二阶段
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山西省建立专门文物机构，组建考古队伍，寻找研究课题，考古学科建设大发展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考古事业受到高度重视。:1952年，山西省专门设立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査，针对晋南地区地下文化遗存丰富的特点，还于1956年成立侯马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山西分所。这段期间内，国家文物局又举办了四期田野考古培训班，我省派人员参加，组建了自己的考古队伍。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科建设呈现出百花竞开、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1.旧石器时代考古旧石器地点在山西分布较多。20世纪50年代初，裴文中、贾兰坡相继发现了大同高山镇、左云县冯家窑旧石器地点气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还未找到，对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未展开发掘。1954年，汾河中游首传捷报，在襄汾丁村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和山西文管会联合发掘出大量石制品、3枚人类牙齿和27种哺乳动物化石，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发掘、自己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山西省在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快被确定为中国旧石器时代典型遗址气继丁村之后，在我省发现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还有曲沃里村西沟气芮城匿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露天遗址）％垣曲南海峪⑰、西侯度⑰，偏关万家寨®,交城县范家庄以及怀仁县鹅毛口®等。据其内涵看，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都有，对建立我省乃至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新石器时代考古根据调查，在太行山、吕梁山之间，从濾沱河流域、汾河流域，一直到南端黄河边上，都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过科学发掘的主要有太原义井遗址、光社遗址，祁县梁村遗址，芮城南礼教遗址、西王村遗址、东庄村遗址，平陆盘南村遗址，永济金盛庄遗址，垣曲下马遗址等⑮，文化内涵有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从发现数量到认识深度，都远远超过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其面貌和各种文化的具体分布情况，却还是不够清楚。
3.夏商周考古这一阶段，夏时期遗址发现较少，对其内涵的认识、时代的判定均比较模糊。如永济东马铺头遗址、翼城感军遗址、襄汾大柴遗址、太原许坦墓群等®。
商代遗址在调查中也有发现，多在晋南、晋东南地区。另在石楼、翼城等地发现有商代青铜器，由于缺乏发掘工作，认识难以深化。
山西省的三代考古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周时期。晋是西周的重要封国，这一阶段，侯马地区有关晋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连不断。洪洞县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卜骨。。1952年，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委员崔斗辰同志在侯马白店村发现许多东周陶片。1955年，为配合侯马基本建设工程，文管会派人做了考古调查，发现大量的建筑遗物、祭祀坑和城址。I960年，晋国铸铜作坊遗址被发现，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10月至1964年，国家文物局调遣有关研究单位及部分省份的考古人员奔赴侯马，会同山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员，展开首次全国考古大会战。这期间，确定了侯马为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古城所在地，侯马牛村、平望、台神、白店、马庄、北坞、呈王及凤城等城址也被一一探明。另外,发掘了西侯马陶窑遗址、北西庄祭祀遗址、上马墓地和乔村墓地等。196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侯马市秦村西北又发现盟誓遗址，此遗址由400多个祭祀坑组成，坑内有马、牛、羊等埋牲和大量玉石器，其中许多玉石器上有文字，这即为著名的“侯马盟书”。这是第一次发现战国文字，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信仰、文化各方面，这一发现将这一阶段的晋文化考古推向高潮®。
4.秦汉及其以后各代考古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如夏县禹王城遗址、平城遗址、晋阳城遗址等。重要的墓葬有广武汉墓群⑲、平陆枣园汉代壁画墓气太原东太堡西汉清河太后墓®、离石汉画像石墓气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太原北齐圻坡张肃俗墓气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和长治唐墓％侯马砖雕金墓③等，墓内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对研究诸朝代社会、经济、艺术等，均有重大价值。
总结该阶段考古工作的成就和不足，有以下几点。
1.我省的考古发现涵盖历史上各个时期，其特点是数量多，内涵丰富，价值高。
2.旧石器时代考古成绩突出，已注意到各遗址的特征、关系和分期，并出版了《山西旧石器》、《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匱河一一山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等学术专著。
3.侯马晋国都城众多作坊遗址、墓葬、城址、祭祀坑等的发现，使晋文化考古在我省考古工作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奠定了以后提出“晋文化考古”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基础。同时，随着晋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秦汉及其以后各代重要遗址、墓葬的一系列发现，填补了许多区域文化上的空白。
4.新石器时代及夏商两代许多遗址的发现，也填补了此时期考古工作的许多空白，取得很大成绩。但囿于当时条件,发掘工作较少，规模也不大，故对其内涵、类型、源流、分布的研究，相对显得薄弱。
5.考古发现和出版促进了我省考古学科的建设。我省有了专门从事田野考古和研究的机构，有了专门从事各阶段考古工作的人才。考古学已成为重要的学科，在我省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三）第三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我省考古学科发展壮大，新发现锦上添花，山西史前文化序列框架基本建立，晋文化考古、北朝文化考古诸课题先后提出，考古研究向纵深展开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考古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山西的考古事业又获新生。1979年，在以往山西考古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4年，为适应全省考古发展的新局面，成立了山西省考古学会。20世纪90年代，又成立了大同考古研究所和太原考古研究所,有的地、市还成立了文物考古工作站。这期间考古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省、地、县各级文物考古单位，许多地、市为配合基本建设，成立了考古勘探队。新机构的成立和新生力量的补充，使得我省考古队伍空前壮大，面貌一新。
这一时期的考古新发现成倍增加，20世纪90年代，山西省文物局委托山西省考古所对全省地下文物进行复査。经复査后得知，山西省各时代的遗址、墓葬、城址、烽火台、造像碑刻、栈道遗迹等的数量达到8000多处。
1.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地点和遗址已达300余处，发掘近30处，数量位列全国第一,重要的有阳高许家窑％沁水下川气陵川塔水河③,大同青瓷窑气朔州南磨、峙峪气榆次大发包蒲县薛关气吉县柿子滩气昔阳河上虎窑洞％右玉张家山气盂县黑砚水河洞穴遗址⑦等。尤其是1976年至1980年在丁村又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初期和晚期的遗存，经发掘研究，证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因而把这一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看成是一种文化即丁村文化。石器制造场除60年代发现的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外，又新发现古交石器制造场和襄汾县大崗堆山石器制造场。全国5个石器制造场，山西省就有3个气柿子滩遗址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成熟的细石器工艺和技术是探索中国北方中石器文化的珍贵资料。通过对西侯度、匱河、丁村、许家窑、峙峪、下川、柿子滩等早、中、晚三个时期遗址的连续发掘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我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特征、类型和分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且排列出从早到晚的文化序列。
2.新石器时代考古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省未发现过前仰韶时期的遗存。从1984年起，在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翼城县北橄乡枣园村、闻喜县坡底村、阳城县町店大宁国等地陆续发现前仰韶时期的遗址和遗存,虽然数量不多，还有待深入工作，但毕竟确认了这一时期的遗存，填补了我省古代文化链条上的一个大缺环。
这一时期，我省又发掘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与墓葬，重要的如翼城北橄，大同马家小村％垣曲古城东关％夏县西阴村©、小赵⑥、宁家坡©、东下冯气襄汾陶寺气临汾下靳。，太谷白燕气长治小神®,忻州游邀遗址争等。马家小村遗址是在大同首次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吉林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太谷白燕遗址的遗存从仰韶晚期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序列完整，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陶寺和下靳遗址中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多寡以及其他诸方面的区别，已明显折射出“文明”的曙光，且被认为是传说时代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唐尧文化和文明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对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深入认识，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零星发现，直到80年代，其文化面貌才被充分认识。90年代，它已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被研究，对它的起迄年代、分布地区都已了解，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也搞清了。通过对它的研究，山西省境内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各自的发展脉络已被揭示出来。
3.夏商周考古夏文化考古对认识文明发展与古代国家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发现的夏时期重要文化遗存有夏县东下冯遗址的第1期至第4期遗存、陶寺遗址晚期遗存、白燕遗址第4期遗存、忻州游邀遗址晚期遗存、小神遗址第4期遗存和太原东太堡、狄村的墓葬等。另外，在灵丘县固城也发现有夏时期遗存。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和山西省文管会联合发掘的东下冯遗址，其文化遗存与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第1至4期文化面貌接近，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该类型基本覆盖了晋南、晋东南和晋中地区，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
商代考古在这一阶段收获颇丰。根据发掘资料，可将山西商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商文化主要有商代二里冈时期遗存，主要有平陆前庄遗址华东下冯遗址第5至6期遗存働、城址及垣曲南关商城气其中最重要的是垣曲商城。晚商文化遗存有灵石旌介墓葬免和吕梁山一带出土的铜器和陶瓷器等，这些器物中，有的器物上有族徽，有的则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对研究商代方国氏族均有极大意义。
以晋文化考古为核心的两周考古在这一阶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晋文化考古的价值和意义被充分认识并且被作为一个重大考古课题正式提出。其次是晋文化遗存的发现范围由晋南、晋东南扩展到太原以北。经过发掘，较重要的有闻喜上郭墓地®,洪洞永凝堡墓地％翼城、曲沃之间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晋侯墓地气临猗程村墓地气曲沃战国墓地，长子县战国墓地，太原南郊春秋战国墓地45和高平秦赵长平之战尸骨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曲村晋国邦墓，出土大量随葬品，有的铜器铭文中载有晋侯名字，据初步研究，它们是晋国西周中期到春秋初年九位国君的墓葬。这批资料的发现，不仅是我国20世纪西周考古的最重大发现，为该地是晋国始封地的观点提供了可靠证据，而且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周代列王年代考订”课题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是侯马新发现一批祭祀坑、宗庙遗址、厲祁遗址和墓葬、作坊遗址等，使新田遗址整体面貌更加清楚。
4.秦汉及以后各代考古20世纪70年代后，秦汉考古也颇有成绩。通过20世纪90年代对禹王城（古安邑）遗址的再调查和试掘，我们对这座战国至汉晋时期的中原名城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这一阶段，经过发掘的秦汉重要墓葬主要有榆次五湖岭墓地气平朔汉墓群耻吕梁画像石墓的和右玉善家堡鲜卑族墓地©等，共发掘墓葬数千座，对秦汉特别是两汉时期山西省墓葬的种类、形制、文化面貌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北朝考古是这一阶段我省的又一重要考古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发掘的北朝重要遗址和墓葬有大同北魏明堂辟雍遗址气云冈窟前遗址盼、北魏高悦墓、大同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動、北魏丹阳王墓和以北魏太和元年敦煌公宋绍祖墓魚为代表的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北魏辛祥墓、寿阳北齐库狄迥洛墓气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齐贺娄悦墓、狄湛墓等。此外在各地还发现一批北朝小型石窟和造像碑刻，较好的有高平羊头山石窟、高庙山石窟和沁县南涅水北朝石造像、太原西山大佛等，在灵丘县还发现了北魏文成帝《南巡碑》o这些对研究北朝社会生活、民族融合、佛教传播、音乐绘画、中西交通与校正史籍之谬失等，皆有很大意义。尤其是大同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给平城考古带来了新的转机。
隋唐五代考古也有新的进展。唐代重要遗址有晋阳古城遗址、永济蒲津渡遗址©和黄河漕运遗迹®。隋代重要的墓葬有太原斛律彻墓®、虞弘墓筋和汾阳梅渊墓％其中最重要的是虞弘墓，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袄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唐代重要墓葬有太原金胜村的唐代壁画墓®,长治范澄夫妇墓、唐拏墓、冯廓墓*等一批纪年墓。1995年在万荣皇甫村发掘的唐代薛儆墓气为目前山西省所见最大的唐墓。五代时期的墓葬在我省也发现一批，有纪年墓和无纪年墓两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之父李克用之墓。
宋、辽、金、元时期考古，新发现的有墓葬、寺庙遗址和瓷窑遗址。宋、金墓葬中最具特色的是仿木结构的砖雕墓，辽代和元代最具特色的是砖室壁画墓。陶瓷考古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我省是古代北方重点产瓷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地点就达30多个县，20世纪60年代末，我省仅调查报道了2处古窑址，70年代至今，就发现六七十处古窑址。近年试掘了长治金代八义窑的和浑源宋代青瓷窑址等。八义窑彩瓷品种多，色彩艳丽，是目前我国发现规模最大、时间较早的彩瓷生产地。浑源青瓷窑是国内仅见的烧造镶嵌青瓷的窑口。这些发现，为我省陶瓷考古研究展示出光辉的前景。
总结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基本建立了我省的史前文化序列框架，考古发掘和研究由点到面、由此到彼逐渐展开。对石器类型、环境变迁、农业产生、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尧文化等问题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专题研究。
2.夏商考古有许多新发现，已引起充分重视和研究，对其分布及区域特点也有了新的认识。
3.晋文化考古这一重大学术课题被正式提出，成为我省考古工作的重点，对其面貌、特征、分期的研究都已取得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对晋侯墓及墓主人的考订，对推定西周列王的年代起了重大作用。
4.北朝考古成为山西考古的重点，平城考古有了新的进展，陶瓷考古也正在有计划地展开。
5.各时代考古新发现填补了许多空白，研究视野更为广阔，手段更为科学，年代测定、生态分析、人骨人种鉴定、冶金成分化验、实验考古等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经兴起。
6.广泛展开省内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吸收和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报告和专著，如《西侯度》、《夏县东下冯》、《侯马盟书》、《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太原赵卿墓》、《古币文编》、《三晋货币》、《张颔学术文集》、《侯马陶范艺术》、《晋都新田》、《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第一、第二、第三辑）、《山西考古四十年》、《三晋考古》（第一、第二辑）、《汾河湾》、《山西碑碣》、《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等以及数百篇学术论文和发掘报告。
7.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建立了稷山金墓博物馆，搬迁了太原赵卿墓车马坑和垣曲宁家坡新石器时代陶窑。另外，云冈石窟、蒲津渡遗址和离石汉画像石馆的保护、兴建工程，已先后启动，在侯马和平城，还做了大遗址保护规划。
8.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省召开了一次古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晋文化座谈会，一次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一次丁村文化及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山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后，召开四次年会。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着我省考古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对加强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都大有裨益。
9.山西省考古工作尽管成绩显著，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具体在发掘方面是重墓葬轻遗址；在研究方面是重遗物轻遗迹;总体上是重发掘轻整理研究。这些使许多重要的发掘报告不能及时整理出版，看不到研究成果。
二、21世纪初山西考古学展望
近代考古学在山西省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从学科建设到研究成果皆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省的考古事业也步入健康发展的大道。然而，瞻望21世纪,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就学科建设而言，今后应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工作。
（一）围绕本地文化特点设立重点课题
主动发掘与配合基建的发掘相比，具有更强烈的学术目的，是为解决某些学术问题而进行的。以往山西省的主动发掘建立了我省的文化序列或解决了某些学术问题。今后我们设立科研课题，进行主动发掘，仍将遵循这一原则，一是应从补充完善我省乃至我国的文化序列、揭示文化面貌出发，二是应从“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宗旨出发。我们的思路是，今后史前和三代考古，应弥补两头薄弱的不足，秦汉及以后的考古，应抓好几个重点，基于这种考虑，我所拟设立10个应重点突破的课题以供参考。
1.完善我省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注意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继续寻找第四纪初期甚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人类活动遗迹,扩大我省以前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2.开展规模发掘，寻找旧石器时代遗迹，引深旧石器的区、系、类型研究和细石器文化研究，注意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农业起源有关的各种迹象。
3.在目前发现的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寻找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期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早期农业有更多的了解。
4.以陶寺、下靳等地发现的具有文明火花的文化遗存为线索，追寻该时期的城址、墓地和聚落遗址，大面积揭露，探求当时的社会结构，确定和补充尧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5.夏文化考古要充分重视夏墟在山西的历史传说，扩大发现成果，探索夏文化的来龙去脉和早期国家的特点。商代考古除继续探索早商文化外，应着重在临汾盆地调查殷墟时期的遗址、墓葬，搞清该地区该时期的文化内涵。吕梁山一线的商方国文化特征突出，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应在专题调查的基础上，争取发掘一部分遗址和墓葬，通过对陶器、铜器等出土器物的整理研究，深化对该区域方国文化的认识。
6.晋文化考古依然是我省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积极探索晋文化以及与晋并存的方国文化，探索晋都迁徙和晋文化盛衰的过程。晋国强盛时疆域很大，兼有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部分地区，三家分晋后，各国都城陆续迁往河北、河南。因此探索晋文化的盛衰、分布、分期和源流，极有必要拓展视野，加强与邻省兄弟单位的合作，使晋文化研究在几省内都形成一定规模，开创晋文化考古研究的新局面。
7.城市考古是我省考古工作的弱项，除侯马外，我省自南而北还有三个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建过都的名城，即禹王城、晋阳古城和平城，三个城的城址考古工作做得都不多，仅做过调查和试掘，晋阳古城试掘都未做过，以后对这三个城要加大工作力度，逐步搞清其布局和面貌。同时对我省其他城址也要开展工作，进行调查和试掘。
8.北朝考古在我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各类型遗址、墓葬与遗存都比较多。山西处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汇地带，地域侍色和民族特色都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考古，要上探魏晋、下达隋唐，以平城遗址为中心，向全省拓展，通过出土器物搞清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演变情况和中外文化交流情况。
9.宗教考古是世界考古的热点，宗教遗存，尤其是佛教文化遗存在山西非常丰富，佛寺遗址、石窟、造像、石像冢、经幢等遍布全省。唐以前的数十个佛寺遗址均未做过发掘。灵丘曲回寺石像冢之谜至今尚未破译。宗教考古调查、发掘、勘测、研究已是势在必行，但应有计划地逐步开展。
10.陶瓷考古在全国方兴未艾，瓷窑遗址南北都有。今后我们要在专题调查的同时，对重点遗址整体揭露，除对瓷片进行研究外，还要考察相关的工艺流程的遗迹，以对古代陶瓷制造的过程有全面了解。
考古工作一是要通过发掘寻找、识别不同年代的遗址和遗物，二是要尽量从遗址和遗物中提取更多的信息，达到全面研究古代社会的目的。为拓宽研究领域，应尽可能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一起参加发掘，搜集遗址中存在的各种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进行综合研究。不言而喻，在推广引深区系类型及文化因素分析等理论方法的同时，还要不断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方法和高科技手段。现代科技发展很快,有许多与考古工作息息相关，如探地雷达、卫星定位、红外线摄影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从调査到发掘研究等过程中都可以使用这些先进的理论方法和高科技成果，要大胆引进，扩大对外交流，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我省在考古学科建设上获得更大进步。
（二） 坚持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学科建设是多方面的，工作方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省许多重要考古发现，是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如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垣曲宁家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临汾下靳村新石器时代墓地、侯马铸铜遗址、盟誓遗址、平朔汉墓群、太原赵卿墓、大同南郊区北魏墓群、平城明堂辟雍遗址、黄河古栈道遗迹、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等。在近年的配合长邯高速公路、大运高速公路发掘中，也发现了许多文化遗存。今后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我们的工作依旧是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地下文物数量有限，不会再生，挖一点就会少一点，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珍惜每一次配合基本建设的机会，在配合之初，就要树立科研意识，认真做好环境调査报告，发掘过程中，一定按照科学发掘的程序严格要求，发掘完毕，抓紧进行资料整理与研究，尽快发表发掘简报。以这种态度配合基本建设工作，一定会取得科研成果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三） 加强文物保护以适应考古学科建设的新要求
文物保护也是考古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大地下文物的保护力度，是今后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也是山西省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任务。不论是主动发掘，还是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或是抢救性发掘，在做好科学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于有重大科研、教育、旅游等价值的遗址、墓葬等，都要尽量采取保护措施,使之永久性地被保存下来。限于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和认识不一等原因，原地保护和永久性保护还有许多困难，但是站到保护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高度看，显然是利大于弊，所以对重要的遗址、墓葬等，应根据“五纳入”精神和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原则，能保护的尽量保护，能展示的尽量展示。总结我省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不足，但与搞得好的先进省比，与某些先进国家比，再对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如何保护和展示有价值的地下文物？从技术力量、扩大宣传、争取社会支持、工作方法诸方面看，都是我省考古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新课题，尤其要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文物保护人才，优先增加文物保护中的科技含量，争取援助，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提高保护材料质量，改进保护手段，把更多的现代科技成果应用到保护中。我们一定要依靠当地政府想方设法地把各时代、各类型的典型文化遗址和墓葬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批。
（四）加强人才培养以奠定21•世纪学科建设的基础
考古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有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才和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随着考古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向的多样化与地下重要文物保护的迫切性，对考古工作者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因此除正常的吐故纳新，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外，还必须通过送出培养、结合问题自学、参观交流等途径，提高现有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个人品德的教育，只有德才兼备者，才能继承老一辈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不计名利，甘于寂寞，事业至上的献身精神，真正做好考古工作。我们也要热情扶助中青年学者，大胆使用，多压重担，鼓励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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