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叫田建文的山西考古专家火了！等等，其实他还是个…诗人！
今天，
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推出的一篇专访火了！
连国家文物局官微，
都在第一时间转发。
文博人的朋友圈，
他，
就是田建文。
田建文：选定了就一直爱
“其实，我这辈子走得挺平坦。”采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他的第一句话就令记者意外。且不说名校毕业后自愿扎根基层30多年，也不说三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仅仅那三次开颅手术，就已是常人不能经历之苦痛，怎么还说是“平坦”的？
眼前的田建文，肤色黝黑，相貌朴实，右侧身体有些偏瘫。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很难把他和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挂起钩来。
“去侯马吧，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聊了没多久，田建文就热情地发出邀请。他慢慢地站起身，左手将一只军绿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蹒跚着迈开步伐。
跟在他身后，记者对“平坦”之说更是充满了好奇。
“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
1982年8月，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马遗址多了好些年轻面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学生田建文和同学们来这儿实习。这里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西周时代遗址，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对田建文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并非烈日灼烤，而是几个月后的拼对陶片。入冬后的曲村，两间小小的活动房就是他们的“主战场”。外面寒风凛冽，屋里一只无烟煤炉努力地燃烧着，仍然无法升高温度。田建文和同学们把自己包裹成“熊”，只露出双手干活儿。
考古工地中发掘出来的陶片，装了一筐又一筐，需要把它们拼对成完整的器物。这工作就像大海捞针，是对眼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要么拼了老半天才发现错了，常常忙活几天，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枯燥无趣的工作，让青年学子们备受煎熬。生性活泼的田建文唱起歌来，缓解自己的烦躁情绪。
“拼出来啦！”终于，有人一声欢呼，满屋子的年轻人顿时沸腾起来。之前吃过的苦，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种历经艰辛而产生的惊喜，让田建文对田野考古产生了特殊的迷恋。
1984年夏天，大学毕业的田建文，带着满腔热情准备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脚。然而，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兜头一瓢凉水泼来——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属大学。一打听，那里并没有考古专业。 “那可不行，我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
▲夏县西阴遗址发掘（1995年6月初）
实习期间，田建文对晋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侯马作为晋国晚期都城，有大量未解之谜。所以，他认准了，干田野考古，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属的侯马工作站。于是，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到处找人申诉，而理由就是“不能浪费”。后来，他索性跑到侯马工作站，天天泡在考古工地，“赖”在那里不走了。
考古是还原祖先的来路，但这份说起来高大上的工作，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只是无奈的选择。像田建文这样，哭着喊着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线的，罕见。
田建文对田野考古的一片“痴情”，打动了北大的老师，也最终打动了省里相关部门，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但囿于当时的情况，直到一年后的5月，他在侯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临时工，挣的是技工的工资。
就这，他也乐意！
“逗牛”逗出来的史前遗址
▲2016年11月29日，
田建文供图/光明图片
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毅然回到侯马考古工地，则是田建文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了。
1986年，田建文被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看中，推荐去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他又成了张先生的爱徒，时时耳提面命。苏张二人，在中国考古界都是顶级的人物，被他们青睐，是考古人都羡慕的事。然而，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贵人”的影响力。1989年6月研究生毕业时，有机会留在北京，他放弃了；回到山西，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总部，他又放弃了。他心里有个目标：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必须做田野考古。
回到侯马工作站，充满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们经常是说走就走，拿上手铲、陶片袋，骑着自行车，踏查每一处可能的遗址。枣园遗址，就是用这种笨笨的工作方式发现的。
说起这次发现，田建文的同事兼挚友薛新民、杨林中异口同声：“这是他‘逗牛’逗出来的！”
1991年5月初，薛新民在翼城县东部主持北橄遗址发掘。田建文、杨林中也在附近工作。三个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对以北橄遗址为中心、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调查。“碰到断崖，就是车骑我们。”薛新民笑道。
11日那天清晨，仨人在枣园村发现了蛛丝马迹。细细搜索，却只捡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收获不大。小路边，一户人家的柴门外，一棵洋槐下拴着一头小牛，旁边还堆积着一些生活垃圾。田建文精力旺盛，就调皮地去逗牛。被惹急的牛犊气得直刨地，垃圾堆被踢散开来，露出几个红色的陶片。
“红陶片！”
三个人的神经立刻“跳”了起来——这里可能是一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遗址！
他们拉开牛犊，用一根“蝴蝶泉”香烟，向一位姓郑的村民借了两把铁锹，开始沿着垃圾堆周边挖。干了一上午，挖出来的“破盆烂罐”越来越多，有些大片的，几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仨人花了12块钱，雇了一辆驴车，将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队。
“长鞭呀，那个一呀甩呀，啪啪地响哎……”他们一路扬鞭策驴，一路放声高歌，宛若凯旋的战士。
经过研究，这些枣园村的陶片来自7000年前，此处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他们，说起30年前的往事，依然眉飞色舞。
“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薛新民说，田建文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朴实，从不好高骛远，“他就是一根筋。你们看他的那个军挎包，背了30多年，用烂了就换一个，就只用军挎。对考古也这样，选定了就一直爱。”
在挚友眼中，正是“一根筋”成就了田建文。
考古工地让他“又活过来了”
正当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不得不暂停了前进的脚步。
1997年4月2日，田建文从考古工地骑摩托车回乡扫墓，途中遭遇车祸。开颅手术挺成功，人救过来了。一周后，对医学知识了解不多的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好了，心里又一直记挂着工地，就偷偷跑出医院回了考古土地。然而，脆弱的颅脑怎经得起如此颠簸！仅仅4个小时，再次颅内大出血。此后，他又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
这么一折腾，田建文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说不出话，走不了路。
在家康复几个月，效果并不理想。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考古工地康复！
听到“考古工地”，田建文黯淡了许久的眼睛又亮了。
于是，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朝霞里、夕阳下，人们总能看到两个男人相搀着走路说话。起初，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单字，薛新民则坚持每天跟他“絮叨”考古的事儿。日子就在这样的“单方对话”中过去。
1998年夏日的一天，二人如往日一样在工地上走路“聊天”。突然，薛新民一愣，仿佛听到田建文蹦出了两个字——“考古”。
停下脚，扭过头，四目相对，田建文又说了一遍。没错，“考古”！田建文说的是“考古”，他心心念念的考古！两个男人像复读机般反复说着这两个字，嘴角挂着笑，眼里闪着光。
到了北风将考古工地周边的草木都染黄的时节，田建文已经可以独自走路锻炼了。可他总是往路边的荒地里走，让大伙担心。问他去干吗？他说：“找遗址。”薛新民笑道：“他这是又活过来了。”
1999年，身体恢复一些后，田建文受到“照顾”，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馆任馆长。然而，2004年，难以割舍的田野情结，让他再次选择回到了考古工地。此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上郭古城遗址、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他主持的每一个发掘项目，都取得重要成果。
2020年，田建文又多了一个绰号——“二五蛋”，即在2市5县主持了10个发掘工地。“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是田建文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身上，寄托着苏先生、张先生等两代考古人的期望，不做出成绩，对不起两代人”。
▲田建文2012年在壶口
今年5月，时隔近40年后，山西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再次开班。田建文主动提出，让学员们来他主持的邱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实践学习，并请缨担任随班指导老师。他说：“和老辈人相比，现在的考古人，特别是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精神。我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年轻人做好表率，让他们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离开邱家庄遗址考古工地，田建文送记者去侯马火车站。途中，电话铃声响起。接完电话，他开心地笑了：“刚发现一片遗址，我得马上赶去看看。”
田建文下车，汽车再次启动。回头望去，那个斜背着军挎包的身影，正蹒跚着走向远处。夕阳将他的影子铺在路面，很长很长。
这一瞬间，记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说的“平坦”。一个人，始终行走在自己所钟爱的大道上，那些坎坎坷坷，又算得了什么！
评论员文章：为这样的爱喝彩
名牌大学毕业的田建文，一次次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机会，在田野考古一线执着地坚守三十多年，因为他爱考古；几次开颅手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奔赴考古现场，也是因为他爱考古；半边身体偏瘫，却依旧执意回到考古工地，将学问传给后辈，还是因为他爱考古。
正是因为这样的爱，无论在黄土高坡还是戈壁大漠，无论在冰川高原还是河流海洋，许许多多的考古人和田建文一样，探寻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用自己的努力拼接碎片，还原历史。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捡陶片的”——这是人们对田野考古的夸张描述，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这份工作的艰辛。然而，对于田建文他们来说，与发现新的遗迹、补全历史缺环、完善民族记忆的喜悦相比，吃一些苦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选择了考古，将毕生所学献给考古，考古也回馈他们以人生的归属感、事业的成就感，这是一种无法替代的幸福。
建设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奋斗。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考古界，像田建文这样，为爱执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为爱执着，很燃，要让它薪火长传。
其实，不光是考古界需要这样的爱，我们的基层、我们的边疆、我们的许多冷门领域都需要这样的爱。让我们为这样的爱，喝彩！
▲田建文
早在2012年，
山西晚报就发表过专访，
讲述“痴人”田建文的考古情结。
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以飨读者。
考古人田建文：
修补历史碎片的"痴人"情结
站在街头，42岁的田建文并不起眼。在晋南这个号称“服装第一集散地”的侯马，其穿着打扮实在普通。
曾任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站长的田建文现在身任多职：省考古学会理事、稷山金墓博物馆馆长、侯马南山考古资料中心主任，还兼着侯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最让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是其负责的“侯马南山考古资料中心”。这个位于复兴村的资料中心，据说是省考古研究所惟一的资料库，“那个宝库存放着数不清的宝贝，件件价值连城”。
10月20日，记者有幸踏入“宝库”，但一点也没有“芝麻开门”的神秘感。那里，只不过陈列着20多个史前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而陶器几乎没有完整的，多是碎片拼接修复而成。
“宝库”内，更多的是一袋袋的陶片。田建文培训出的几个熟练工，正在努力地还原它们，“没人要的，说是宝贝，有价无市”。
“我们考古人，就是拼接碎片、还原历史的人”，田建文始终兴致勃勃。
▲田建文与恩师张忠培合影
山西考古界的半世纪尴尬
侯马，晋国古都。以其为中心的晋南，各个时期的古代遗址鳞次栉比，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圣地”。
田建文是襄汾农家子弟。1984年，北大考古学系毕业后，田建文又到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攻读硕士。
1989年，原可以留在北京或太原的田建文放弃都市生活，来到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工作。问其当时为何如此选择，其嘿嘿一笑，“我不爱听北京话，也不爱听太原话”。
其实，真正的考古人，追求就在田间地头。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专家，经常自带铺盖卷，在荒村野郊一扎半年，这种远古情痴绝非常人可以理解。
田建文的专业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直是中国考古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田建文与恩师张忠培合影
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中国的远古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并开始发明、使用陶器，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因其手制精致的彩绘陶器，成为这个时期的著名代表。
略晚于半坡文化的山西夏县西阴文化，其强盛时期，曾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甘肃青海以东的大半个中国。其典型器物，不是石磨棒等磨制石器，而是“尖底瓶、夹砂罐、花卉纹彩盆、钵、罐”为代表的陶器——这是山西为中华民族早期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1926年，留美博士李济主持发掘夏县西阴遗址，那是“国人目的明确的、有计划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其出土的彩陶，证明了瑞典人安特生有关“彩陶文化西来”的说法很难成立。
但是，关于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关系，建国后中国考古界争论了几十年。大多数学者认为，我省的西阴文化是由陕西的半坡文化发展而来，仅有个别学者认为两类型同时并存。
这个结果，让山西考古界很尴尬：前有襄汾丁村、沁水下川、吉县柿子滩等大批旧石器晚期遗址，后有新石器晚期的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遗址；难道夹在中间的西阴文化没有山西的历史传承，竟然是陕西复制过来的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河南、河北相继发现了略早于半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极大地刺激了我省考古工作者。但是，考古要靠实物说话——山西没有。
那时，刚到侯马工作的田建文每天骑着自行车，和侯马博物馆馆长周忠搭伴，在田间地头到处寻找陶片。在周忠家，田建文听浮山县文物干部张笑尘说，“翼城县枣园村有很多泥质红陶片，陶质很好”。
泥质红陶，正是最原始的陶器特征，最后才发展到彩陶、灰陶和黑陶。田建文并未意识到，那个困扰了山西考古界多年的谜团真相，正向他悄悄走来。
“垃圾坑”刨出“航天飞机”
1991年，为配合侯月铁路建设，文物部门开始对沿途进行抢救性发掘，属于西阴文化的翼城北撖遗址也在其中，由省考古研究所薛新明主持发掘。
省考古研究所的杨林中和薛新明、田建文合称“考古铁三角”，三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1991年5月6日，田建文听说杨林中去了北撖遗址，便立即骑自行车前去会合。
三人当即决定，对北撖周围20公里的范围进行大摸底，枣园村成了最后一站。
田建文清楚记得5月11日的情景：三个人到老百姓家买了30个熟鸡蛋，“杨林中吃了3个，我吃了6个，薛新明一下子吃了21个”，“薛只承认吃了19个”；薛新明唱着临县山歌，杨林中则拿着铁锹披荆斩棘开路；田建文自认为弹跳力不错，不想一下子跌到浇底河齐腰的淤泥里……
枣园村位于浇底河北岸的一道黄土梁南坡，依山傍水，非常符合古代人选择栖息地的条件。很快，在枣园村的小路旁，田建文三人逗老乡的牛时，发现了石破天惊的“1号灰坑”。
所谓“灰坑”，其实就是古人的垃圾坑。远古人类的垃圾成分比较单纯，主要是烧柴后的灰烬和一些陶器破损后丢弃的碎片。对考古人员而言，灰坑的价值和墓葬等同，废弃物品综合在一起后，就能还原远古居民的生活状况。
“1号灰坑”位于一个牲口圈旁，因为挖土垫圈，灰坑上部已被破坏，这使得坑内密集的红陶片显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发掘后，陶器碎片装了两大袋子：回去一整理，竟然复原了20多件陶器！这些陶器是一组特征稳定的器物群，轻薄得体，高低大小适中，色泽古典朴素。杨林中屡次说：“枣园的陶器，我看放到现在，就是航天飞机，就是电脑！”
▲这些复原了的陶器凝结着田建文大量心血
当天晚上，三人痛饮庆功酒。
科学分析后，田建文等人发现了“1号灰坑”的陶器和夏县西阴文化的关系：西阴的尖底瓶，正是枣园的折唇壶演进而来，泥质钵、盆和夹砂罐也一脉相传……
早于陕西半坡、距今7000年到6400年的枣园文化就这样走到世人面前。1993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发言说，“在新石器时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是枣园1号灰坑为代表的遗存”。
一不小心吃了螃蟹。偶然中，也有多年孜孜以求的必然。
1994年，枣园“1号灰坑”遗存被正式命名为“枣园文化”；1995年后，陕西临潼、我省垣曲、河南孟津也相继发现了此类内涵相近的文化遗存。
由于枣园遗址位于村庄中部，农民取土破坏严重。1999年10月，“考古铁三角”率领40余人，对枣园遗址展开了两个月的大发掘。在两米的地层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总共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100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
属于西阴文化的翼城北撖遗址，其出土的陶器从形制到装饰和枣园极其相近，而和远在陕西的半坡陶器没有共同特点。这说明，枣园文化正是西阴文化的前身！
田建文三人，补起了山西考古历史上的“大碎片”。
修补历史碎片的“痴人”情结
田建文是个性情中人，好喝两杯；给朋友聊考古，聊得眉飞色舞。那种对专业的痴迷，令人羡慕。
中国的考古学界，有着大批田建文式的“痴人”，执着于事业。正是他们，一个个的“枣园文化”被发现，一个个历史碎片被完整拼起。比如侯马工作站的谢尧亭、范文谦、吉琨璋……
现在说起考古，就不由得想起了目前的网红《鬼吹灯》；对这类所谓恐怖盗墓小说的大流行，田建文很不屑，“在世人眼里考古就是挖墓”，他认为“那些只是满足了一些人的低层次需求”。他更愿意多谈的是古遗址的文化价值，而不是“某件文物能卖多少钱”。
“考古学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文物背后的广阔精神层面，而绝不仅仅局限于器物本身。”田建文说，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一般不收藏文物，也不给私人鉴定文物。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这是一种职业道德。
除了指导工人用石膏粉拼接古陶片，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陶器特点，田建文干得最多的还是去野外“觅宝”。
田建文还很较真，治学严谨得让人吃惊。
近段宣传得很热的一件事情是“和谐一词出新田”。古称“新田”的侯马是晋国古都，晋悼公四年时，大臣魏绛力主“和戎”；在晋国“和戎”后的短短八年间，魏绛辅佐悼公实施“惠民”之策，致使晋国“国无积滞，亦无困人”，而“楚不能与争”；悼公十一年，晋国终于挫败楚国、成功实现了复霸中原的梦想。《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为表达对魏绛的感佩之情，悼公发自肺腑地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为此，侯马地方官员专门写了论文，还组织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对此，记者一直持怀疑态度，但田建文确认此事。他坚持把记者领到侯马城西的平望古城遗址，那里的地面上，耸立着一个长宽各75米、高8.5米的长满蒿草的夯土高台——这正是晋悼公的宫殿台阶遗址，“这就是晋国的公宫，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晋悼公就是在这里提出的和谐……”
把历史文献里的情景“精确”再现，是考古学者和旁人的最大区别。
▲田建文与恩师张忠培合影
2018年，
《山西画报》也曾发表过一篇
田建文：心中要有一个点
“心中要有一个点，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再以时间点观察空间，或以空间点观察时间。”田建文所说的“点”，没有大量知识积累，没有敏锐眼光，不能确定。从一个点到一条线，再到一个面，这是导师、前故宫博物馆院长张忠培先生多年前教导他的。
1991年5月11日，与薛新明、杨林中野外考古调查时，田建文逗弄牛犊，牛犊踢出陶片，枣园H1遗存由此发现。两个多小时后，一座房屋的大半部被清理出来。当天下午，在为参与发掘北撖遗址的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学生上课时，田建文就说，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他接连发表三篇文章，提出“枣园文化”命名。到现在为止，距今约7000年的枣园文化，仍是目前山西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
▲翼城枣园遗址出土遗物
那一年田建文26岁，不到而立之时，便立下了事业的一块基石。
枣园遗址发现之前，在山西其他地方，出土过与枣园一样的陶器和陶片，只是发现者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是一种新的文化。
早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1982年秋天，在邹衡先生指导下，田建文与同学们参与过翼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考古。痴迷这一田野事业，1984年毕业后，他拒绝了到山西师范大学上班的工作分配，在侯马考古工作站当了一年的临时工作人员，直到第二年如愿以偿进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是晋国后期都城新田所在地，从1952年起，发现、发掘有三、四十处古遗址。但四十多年了，人们对新田的布局、年代仍不甚了了。田建文在侯马多处晋国遗址从事过考古，1993年初，他运用新颖、系统的专业知识，撰写出了《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一文，将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品字形的宫城，与马庄、呈王、北坞三座卿城（后又发现北郭马古城），铸铜遗址等手工业作坊区，侯马盟书等祭祀遗址，墓地等，进行了通盘分析，从而建立了各个遗址的时间、空间、功能定位，最后总结出了“新田模式”。
▲晋都新田，侯马晋国遗址平面图
“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还没有人能推翻我的‘新田模式’，我自己后来将它做了补充、完善。”田建文自豪地说。
位于天马—曲村遗址中心地带的北赵晋侯墓地发掘后，邹衡先生认为那里是晋国前期都城故绛所在地。1994年，田建文发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在这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中指出，如是故绛，怎能没有城墙、宫殿夯土基址？没有手工业作坊遗迹？更重要的是，都城怎么会在墓地里面？他推测，位于其东南不远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极有可能是故绛所在地。
2003年，田建文主持发掘了浮山桥北墓地。可惜，大量的珍贵文物已被盗墓者盗窃一空。主人“先”氏是晋国早期一个大族，如果保存完好，晋文化研究该有多大收获啊。每提及此，他总是心生浩叹不能自已。
▲蒲县曹家庄
为配合基建，2016年11月至次年1月，田建文领队，在蒲县曹家庄进行了为期80余天的考古发掘。发掘42座墓，时间从战国中期延续到汉代王莽时期。田建文分析葬俗与特殊陶器之后，认为有一部分墓主人是匈奴人，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分封匈奴人驹几为骐侯，在吕梁山南部，曹家庄一带可能就是骐侯分封地骐县的一部分。
▲2016年12月29日，
蒲县古县乡曹村下园沟调查
（左一，蒲县文化局王晓辉局长 左三，田建文）
▲2016年11月25日，
田建文和同事穆文军调查蒲县薛关南沟遗址
田建文打开手机，让我观看两组陶壶图片，一组出自曹家庄的一座墓，另一件出自随葬金缕玉衣的河北满城刘胜墓中。陶壶的形态甚至纹饰一模一样，证明两个地方的墓主人有共时性，也就是说他们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那天晚上比较后，田建文兴奋得久久难以入睡。
考古就是以已知求未知的过程。田建文电脑里，至少存有五六千张卡片，以一个墓葬或一个灰坑为一张，这是他的“数据库”。
田建文家住侯马，他喜欢小城慢生活的感觉。从考古来讲，侯马是座重镇，它不但位于晋南这块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心，更是晋文化闪耀之地。见素抱朴，善饮，好作五绝，背个黄军包奔走于田野，是田建文多年来留给熟人的印象。在晋南考古上，田建文不是接地气，他本身就扎根在大地上，所成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号外
但你知道吗？
这里还有个“诗人”田建文
田建文不仅是个考古专家，
他还是个“诗人”：
在他的朋友圈，
经常会发布一些随性而写的小诗，
充满了生活气息，
看完让人忍俊不禁。
通过这些诗，
你会发现，
严谨细密的考古人，
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遇到喜欢吃的美食，
他就会赋诗一首，
朋友们都笑称他为“吃货”。
在各种美食中，
田建文最爱吃的是油粉饭，
关于油粉饭的诗就有好多首。
看见好吃的水果，
他也会赋诗一首。
在田建文的诗中，
还有一些关于他在出行途中的所见、所闻。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都有可能会成为他写诗的主题。
比如，
驱赶蚊虫……
打疫苗……
看见一个老物件……
想唱一首歌，
却发现忘了词时……
忙里偷闲，
也要写上一首……
除此之外，
他的诗中还有对老师的思念，
和对逝去同行的怀念。
读书感想，
工作感想，
生活感想……
他都会用诗来表达。
最后，
再次回味一遍田建文老师可爱的表情包——
正文｜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李建斌 杨珏 刘宇航
“心中要有一个点”撰稿｜阎文水
“诗人田建文”撰稿｜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南丽江
图｜ 光明日报 山西晚报 央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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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项考古成果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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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陕西寨山石城考古首次全面揭露石峁文化大型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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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发现3000年古墓，挖开5天后，考古队慌忙退出：快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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